丁法章回忆录十：我爱晚报大家庭

　　作为《新民晚报》的一个“新人”，按理说没多大资格来写复刊纪念文章的。然而，作为总编辑所感受到的一切，又促使我不能不提笔写一写晚报是一个多么好的集体，写一写这里有着多么好的长者、同輩和战友。

　　《新民晚报》复刊10周年了。此时我到晚报工作还不到4年，比起复刊前后进报社，尤其是“文革”前就在本报工作的同仁来说，还是一个新人，按理说是没有多大资格来写复刊纪念文章的。然而，其间我们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作为总编辑所感受到的一切，又促使我不能不提笔写一写晚报是一个多么好的集体，写一写这里有着多么好的长者、同輩和战友。

　　话还得从刚到晚报时谈起——

　　1988年年初，市委决定我到新民晚报社担任领导工作。报到前几天的一个午夜，在晚报担任编辑的一位朋友来电说：“作为朋友，我当然希望你来当我的领导；但正因为我是你的知心朋友，我又不能不劝你最好不要来，这里的关系太复杂，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放风，说什么一个团报的负责人怎么能领导我们晚报？”

　　有鉴于此，当初，我就是怀着这种矛盾和复杂的心理来到新民晚报社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全身心的投入，逐步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进而成为当家人，我渐渐地发现：晚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舞台，是一切有志于新闻事业的人大有作为的地方，特别是这里新闻前輩与年轻后生之间、前任领导与现职领导之间，乃至干群之间所体现出来的人际关系，是多么质朴，多么纯真！

　　你看：这里拥有以赵超构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办报元老，集中了全国晚报界相当多的业务中坚，诸如束纫秋、冯英子、周 珂、张林岚、沈毓刚、吴承惠、陈

　　亮、吴崇文、梁维栋、李仲源、张之江等等。他们在大半生乃至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倡导孕育了优良的报风，堪称为社会主义晚报事业的宝贵财富。但是，他们一向踏实做事，低调做人，从不居功自傲，也不显山露水，更未倚老卖老，始终以儒雅学者和宽厚长者的身份，提携后学，诲人不倦，充分体现了“扶上马，送一程”的高尚情怀。

　　在这方面我有着切身的体验。就拿赵超老和老束这两位老先生来说吧！在报社，论职务，赵超老是社长，老束是顾问，都是我的老领导；论年龄，他们比我要大二三十岁，都是我的长辈。但在平时相处中，他们总是对我平等相待，唤我必称“老丁”；给我出点子，提建议，也是左一个“供参考”，右一个“请考虑”，毫无命令的口吻。当然，除这两位长者以外，其他如周珂、冯英子、沈毓刚、张林岚等原社领导，以及在采编一线乃至新闻研究室的老报人，都满腔热情地支持我们班子的工作，默默无闻地为新民晚报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已的奉献。

　　在新民晚报社，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欣慰的，莫过于在老报人的悉心带教下，一大批有朝气、有活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报人，正在茁壮地成长起来。在他们当中，有肩负领导责任、勇挑重担的各级干部，有刻苦好学、勤奋笔耕的编辑记者，也有钻研技术、敢于创新的年轻同志。同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的报人相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年轻人的年纪要小一点，政治经验和工作经验要少一点，但由于多半是从社会上选拔上来的佼佼者，本来素质就不錯，再加上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晩报较好的锻炼条件，他们在政治上不断成长，在业务上发展很快。如今，他们活跃在本报各项工作的第一线，已成为方方面面的主力军。也许因为我的年龄同他们较为接近，彼此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有相似的喜怒哀乐，更容易打成一片。可以说，没有他们的理解、帮助和支持，我是寸步难行的。

　　正因为新民晚报社是由这样一些老同志和年轻人组成的战斗集体，所以近四年来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飞跃的发展：报纸的发行量每年以10多万份的数字递增，为全国晚报之翘楚；经济效益连年增长，创利增长了近四倍；我们还建成并顺利搬进了现代化的办公大楼，生产工艺告别了鉛与火，进入了光和电的世界。这一切，是多么鼓舞士气、催人奋进啊！

　　前不久，本市新闻界有人在传说我可能要调离晚报社。常言道：无风不起浪。其间，确有上级领导找我谈过话，就调市委宣传部工作听取我的意向，但我明确表示以不动为好。值得一提的是，4年前曾劝我不要来晚报的那位朋友说：“实践证明，晚报是你发挥的好地方，哪儿也不要去了。”赵超老和老束也不安地问我：“外面传闻是真的吗？”他俩说了很多晚报的优势，希望我不要走。我相信，本报具有类似想法的同仁一定不少。但话又得说回来，与其说同仁们不希望我调动，还不如说我更舍不得离开新民晚报社这个温馨的集体，更舍不得离开这里朝夕相处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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