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法章回忆录八：建立北京记者站

　　皇城根下一间租赁的办公房，总共不过22平方米，既低矮逼仄，又没有电话，晚上还要停供暖气；没有轿车，全靠着一辆自行车，奔波于偌大的京城采访……。这就是新民晚报第一个驻外地记者站——北京记者站的历史镜头。

　　北京记者站，是本报复刊10年以后成立的第一个驻外地记者站。它伴随着本报的兴盛，走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其间演绎了不少新民报人的动人故事。

　　一

　　1991年3月6日，孙洪康肩负报社党委的嘱托和全体同仁的期望，只身来到北京，好不容易寻到连“老北京”也很少听闻的成方街，已是黄昏时分。就在这小街某印刷厂被我们租借的两小间旧房子里，孙洪康走马上任，成为首任驻京记者站站长。虽然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但对新民晚报社而言，标志着本报报业发展又迈开了历史性的一步。

　　《新民晚报》复刊初期，因为只有四开6版，对北京和其他兄弟省市的直接采访报道不多，但在1986年1月扩为8版后，随着信息容量的扩大，以及北方地区发行量的上升、北京代印点的开辟，读者要求增加首都及祖国各地报道的呼声日盛，设立驻京记者站的事便被提上了报社议事日程。由于当时财力有限，作为应急之策，报社聘用了刚从《经济日报》记者岗位上退下来的老报人髙汾做特约记者，主要负责北京地区重要新闻的采写和副刊组稿工作。此外，在北京还聘请了人民日报印刷厂退休的车间主任曹广兴为特约发行员，专管本报在北京的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事情。髙汾在解放前曾做过《新民报》（重庆版）的记者，她的活动能力与业务水平在业界和社会上有口皆碑，是我国现代负有盛名的女记者之一。尽管她年事已高，但在受聘本报特约记者后，由于其广泛的人脉，加上孜孜不倦、任劳任怨的努力，本报全国性和北京地区的报道，特别是文化类报道显著增加，深受广大读者的好评。这位老报人的敬业精神广受称道，毎当我因公来到北京，她知道后必要见我，左一个汇报，右一个请示，使我很为感佩。步入1990年代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本报的报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扩版加张已成为必然趋势；同样，增加全国和北京地区的报道量，也已成为必然的选择。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本报党委作出了成立北京记者站，委派孙洪康出任站长的决定。不久，又从《上海海洋渔业报》引进了记者俞美珍，协助孙洪康采访并兼任记者站的内勤工作。

　　在此后的三年又四个月的时间里，从首任站长孙洪康到继任者江沛、翁思再，可以说都受命于困难之际，历经了种种艰辛，人地生疏、单枪匹马且不用说，办公条件也十分简陋。孙洪康就任时租赁的办公房，总共不过22平方米，既低矮逼仄，又没有电话，晚上还要停供暖气。为了便于工作，此后又三易站址，从北京日报社招待所的单间住房，到东长安街上国际飯店辅楼的一个小房间，逐步解决了对外联络以及用餐、洗浴等生活方面的不便。但三任站长并不畏惧困难，一切以报社的事业为重，以“小家”服从“大家”，以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为了多建立一些人脉关系，为了尽可能多地采写独家新闻和广泛约稿，他们不辞辛劳，忍辱负重，为本报北京记者站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孙洪康向相关部门争取到了中共十四大的采访报道机会，对大会盛况进行了及时翔实的报道,这在地方报纸中殊为难得；他还在全国各媒体中，第一个敏锐地关注到天安门广场万众观看升国旗仪式的盛况，并于国庆节清晨赶到现场，当天上午发回详尽的报道；当时记者站没有轿车，他靠着一辆自行车，奔波于偌大的京城采访。翁思再发挥自己是“票友”、对京剧等剧种很在行的优势，在北京广交戏剧表演艺术家和戏剧理论评论家，进一步打开了本报文化新闻采写的广度和深度，为新闻界同行所关注。

　　二

　　1994年上半年，报社继1992年7月1日扩版获得成功以后，报业和事业齐头并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翼齐飞，出现了超常规发展的喜人景象。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报社党委决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北京记者站，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更有利于安心工作，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报社开始在北京物色和聘用工作人员。经相关部门一位负责人推荐，杨丽琼成了本报北京记者站的第四任站长，并于同年9月初正式到任。杨丽琼是生长于云南的白族人，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央民族大学的首届毕业生，中共党员，曾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10余载，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她为人真诚，热情干练，政治条件和业务能力都不错。此后，我们还通过考核，于1996年先后从《文汇报》引进了文化记者郑逸文，从国家体委主办的《中国体育报》引进了体育记者王亦军。当时两人均30岁出头，都已有10年以上的新闻采写实践经验。

　　与此同时，记者站的硬件建设也在积极推进之中，报社在环境幽静、距天安门广场仅3站之遥的东花市北里小区里，先后投入近500万元，买下4套建筑面积达440平方米的公寓房。这是前三任站长冒着严寒酷暑跑遍北京城，并一度惊动过北京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张百发，对站址、房屋、价格经过反复比较，历时数年才敲定的。在报社经理陆其祥的直接关心下，由工程部主管吴耀德率上海施工人员对其作了精心装修，从而使记者站办公用房宽敞、整洁，电脑、传真、复印、空调等设备和采访用车一应俱全。记者站还附设有6间共11个床位的客房，被本报同仁们戏称为“内部三星级宾馆”。记者站还外聘了一位负责做饭和保洁的大嫂，以及一位采访专用车的驾驶员。短短5年间，北京记者站从当初只有一位“光杆司令”，迅速发展到拥有六大员、有自己宽敞办公用房的规模，真可谓鸟枪换了炮。

　　三

　　报社为记者站提供了如此好的主、客观条件，记者站的同仁百般珍惜，他们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业绩，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采写报道，广交文友，源源向报社发稿。由于北京的特殊地位，对记者采写报道和广泛组稿，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这方面，四位记者根据分工，各尽其责，不断向报社输送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方面的独家报道，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其中不乏具有时代特征、北京特点和晚报特色的上乘之作，并在各种评选中屡屡获奖。直到1998年7月我离开报社总编辑任上，每年春天全国政协的文字采访报道,一直主要由北京记者站承担。记者站同时还对报社特派采访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给予后勤方面的密切配合。1997年2月，邓小平同志逝世，不多久，由王亦军采写的《小平同志的足球情》、《首都人民为小平同志送行侧记》、《桥牌界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等稿件接连见诸本报报端。这一组报道饱含对伟人的崇敬和景仰深情，笔法老到，文采斐然，深受读者好评，其中《首都人民为小平同志送行侧记》一文获得当年上海新闻奖一等奖。杨丽琼负责中共十六大的采访报道，在大会闭幕当天，就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华新闻报》的编辑打来电话，称赞她的报道快速、翔实，有独特视角，约请她撰写采写体会和经验的文章。郑逸文的京城文化新闻报道，遍及文学创作和评论、影视、戏曲、美术等各个行当，她采写的赵丽蓉等文化名人的去世报道，接连被《新华文摘》转载。由于本报历史悠久，影响深广，在北京党政部门和学术文化界都有不少好朋友、老朋友，只要记者站同志向他们组稿、约稿，都会欣然应允，提供自己的满意作品，因而本报专副刊上的名人佳作特别多。

　　2.了解情况，掌握精神，及时向报社传递。北京作为祖国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有着方方面面的最新精神和重要信息，这对办好报纸是必不可少的。本报记者站同仁尽其所能，做了大量工作，向报社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是有关部门召开的务虚会，记者站站长杨丽琼都在第一时间以专件形式向报社通报，对报社领导及时了解当前新闻宣传的精神和要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帮助极大。由于杨丽琼整理的相关信息既及时，又全面、准确，经常被上级主管部门调阅，有时还被用作会议通报的范本。

　　3.不忘老友，善结新朋，发掘人脉资源。为加强与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联系，北京记者站同仁平日经常主动登门向有关领导请示汇报，并向他们赠报以求得到更多的指导和提醒。在东花市北里小区新建的记者站落成后不久，我们曾盛情邀请中宣部、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记协的十多位部长、副部长、局长，其中包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光春、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龙新民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梁衡等一一来到记者站作客，由报社主要领导向他们通报报社情况，请教报业发展大计，增进相互了解。在轻松随意的畅叙中，著名漫画家、本报美术编辑郑辛遥现场为莅临记者站的嘉宾画出人物漫像，受到热忱欢迎。正因为有了平时结下的深厚友谊，在后来我们申办到美国发行、设立驻美记者站以及创办《新民晚报•美国版》的过程中，都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同样，本报对从上海市体委接办过来的一报一刊，在申请正式更名为《新民体育报》、《新民围棋》的过程中，新闻出版总署一路大开绿灯，很快给予同意的批复。有一次，为争取时间，他们对本报的申请报告作为特事特办，上午受理，下午办结。

　　4.迎来送往，负责接送，提供后勤保障。平时，凡报社人员因公到北京开会，记者到北京采访，同仁出访到北京集训，以及报社临时交办的任务，记者站总是不讲价饯，尽力提供吃、住、行等全方位的服务，被大家誉为在北京的“新民之家”。

　　本报在内地建立的第二个记者站——深圳记者站，于1996年12月20日正式挂牌。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深圳市有关党政领导出席仪式。首任站长为尹学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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