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法章回忆录五：云谲波诡十五天

　　1989年5月5日至5月19日，可以说是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形势最微妙、时局最不明朗的15天，也可以说是本人经受考验最严峻，并且一度出现困惑、忧虑和痛苦的15天……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这里记载的，只是5月5日至19日《新民晚报》的版面以及有关情况，从中不难看出：作为党和人民舆论工具的报纸，其新闻宣传如何与中央与地方领导的态度直接有关，如何与社会的脉动息息相通，如何成为社会变化的晴雨表。之所以要选择这一时段，因为其间恰恰是赵超老和老束在遵义参加全国晚报年会的时候。这对主持报社工作才三个多月的我而言，说是一场考试、一场考验都不为过。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病逝，到5月4日这一段时期，报纸宣传基调比较清楚，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4月20日，针对首都北京少数人借悼念耀邦之名上街游行滋事，破坏社会稳定，冲击新华门和中南海的行径，我在本报一版撰发了《学习是最好的纪念》的评论文章，批评了这种做法。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时局的看法，当天下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干部大会，动员全市干部群众认真学好社论，同时作出了对《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的处理决定。对此，我都从内心表示拥护。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我就召集班子成员认真学习社论，统一思想认识；同时在编前会和中层干部会议上，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谈了市委对“导报”处理决定的正确性。

　　5月5日至5月19日，可以说是这场风波中形势最微妙、时局最不明朗的十五天，也可以说是本人经受考验最严峻，并且一度出现困惑、忧虑和痛苦的十五天。5月4日赵紫阳总书记亚行讲话的发表，使形势出现了些许变化，这就是讲话的基调与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有所不同，更多强调政府和学生之间双方都要冷静、理智、克制，这场动乱的性质被淡化了，不少中央新闻媒体对此作了连续报道。5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胡启立同志关于新闻改革的讲话，说新闻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从这一天起，天安门广场静坐的部分学生开始绝食，并且绝食者逐日增多；首都新闻界和上海新闻界一些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表示声援“导报”；社会上也在流传中央批评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

　　尽管这样，由于市委分管领导的及时提醒、帮助和指导，直到5月16日之前，我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态度是冷静的。一是表现在版面上，对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未作任何反应；对学潮一开始未作报道，后来报了一些，但严格把握在游行未经过主管部门批准，是非法的，游行阻塞公共交通，市民普遍不满这样的尺度上。二是表现在对“导报”的态度上，我对市委的处理决定坚信不疑，在社内大会小会上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说服疏导工作，对本报一些同仁参与声援“导报”的签名不予支持，对个别领导关于搞一点声援“导报”文章的建议未予采纳，连“擦边球”也不同意打。特別是在《文汇报》转载了胡绩伟发表在“导报”上的谈新闻自由的文章之后，在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有七位正副主席已签名声援“导报”的情况之下（刘冰和我两人未签名），客观压力可以想象，但我仍然沒有丝毫的动摇。三是表现在提醒本报的不要参加游行活动上。早在4月28日，我们就向全体党员宣读了市纪委关于不准共产党员参加非法游行的文件，以后又多次重申这个文件并未失效，应积极贯彻执行。

　　但是，从16日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天安门广场绝食晕倒的学生越来越多，随着社会各界人士上街声援学生的队伍越来越大，随着中央新闻媒体支持学潮的报道不断升温，加上中央的态度不清楚（赵紫阳在朝鲜访问，一度没有文件下发），这时我的困惑出现了：既然绝大部分学生要求惩治腐败、打倒官倒、推进民主的愿望是良好的，为什么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走到他们中间去平等对话、促膝谈心

　　？为什么对大部分学生表现出来的爱国热忱如此冷漠，甚至置不少绝食学生晕倒于不顾？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本市有关主管部门发出“关于学潮的报道不再送审，按人民日报的口径办”的通知，以及对上街游行没有明确的否定态度，等等，头脑就开始发热，单纯地以为支持学生的爱国热情不会错到哪儿去，相反只会促使中央领导尽快下决心同学生对话，使问题尽快得以解决。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我对17日本报有100余名职工上街游行，事后并未表示坚决反对；对18日可能要继续上街，事先也没有采取坚决的劝阻措施，只是在党组其他成员、工会负责人和有关同志征徇我可否参加游行时，才表示不参与、不组织、要劝阻的态度。这种想法在版面上也得到了体现，导致了17日、18日、19日三天部分版面的导向失误，特别是18日这一天的报纸，用了近三个版的篇幅集中刊发了声援学潮的内容，头版还刊有《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的署名言论，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尽管17日本报部分职工上街游行的照片最初被我否定过，但后来在横幅上涂去“声援导报”的字样后我还是作了让步，上了版面。

　　5月18日晚，在观看了李鹏总理等同静坐绝食学生对话的电视录像后，我们敏锐地意识到学潮的发展确实已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因而在次日上午召开的党支部书记会议和下午召开的中层干部会议上，再次重申市委对“导报”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明确要求大家做好本职工作，不再参与声援的游行活动，特别是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日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李鹏、杨尚昆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重大决策（主要指撤消赵紫阳党内外一切职务），形势开始明朗。20日上午，我召集了报社党组成员和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最新决策，作为共产党员和新闻工作干部，一定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行动上不得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十五天里，我每天都要去市委（康办）参加三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两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主要负责人会议，由市委分管副书记、宣传部正副部长和我们一道学习有关精神，分析当前舆情，统一宣传思想和报道口径。这种会议一般都在晚上进行，有突发事件发生时也有在白天召开的，但极少。毫无疑问，这是在此期间我之所以能保持清醒头脑,注意把握舆论导向的根本原因，而最后两天之所以会一时迷茫，也与那两天会议停开，领导态度暧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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