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法章回忆录四：设立夜间值班室

　　1989年4月，报社编委、政法教卫部主任孙洪康提出成立夜间新闻值班室，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的建议，党委经研究立即同意，并作了具体部署。从此，“本报夜间值班室”专栏的稿件，每每成为当天上海滩街谈巷议的话题。

　　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的时候，从系主任到授课老师，就不断对我们进行专业思想教育，强调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是当好记者的基本功；并经常结合实际，批评新闻界某些同志存在的“一采（记者）二编（编辑）三通联（信访工作）”的等级观念，认为学会做信访工作，善于梳理来自基层群众的信息，是当好记者、做好编辑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从尽快进入新闻工作的角色来说，倒是应该从“通联”（信访工作）起步。1965年9月开始的毕业实习，我在上海《支部生活》群众工作部跟班一个月，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了这一认识。1983年担任上海青年报社总编辑期间，我曾先后请教过王维、马达这两位大报老总，他们都说要做一个称职的合格的总编辑，必须直接分管两个部门，这就是群工部和评论部。前者，可以向你提供大量来自群众的真情实况，有助你了解社会的舆情，把握社会的脉动，从而在制定宣传计划和报道选题时，能做到心中有数，掌握决策的主动权。

　　1988年到新民晚报社工作后，我逐渐发现这张“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报纸，由于以民为本，为民分忧，与民同乐，取信于民，所以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平时，读者有什么好事、乐事、新鲜事，包括有什么坏事、愁亊、烦心事，除写成稿件以外，还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或写信，或来访，或来电向晚报反映，犹如向自己最信得过的贴心人诉说，真是其情殷殷，其情切切。而且，不仅白天如此，夜晚也如此。不少读者晚上读了晚报上某篇或某组报道后，常常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给报社打来电话进行交流。有时哪怕深更半夜，哪儿发生车祸，哪儿出现火情，哪儿断水断电，哪儿有人斗殴，甚而夫妻之间打骂扰民，也总会有热心的读者打电话来反映。说实在的，这不仅是我们了解社情、体察民意的重要渠道，更是掌握各种信息、组织新闻报道的源头活水。然而，虽然当时报社有夜间轮流值班，但由于不是专职，常常后续工作跟不上，丢失了不少可以上版面的“活魚”。在此情况下，当报社编委、政法教卫部主任孙洪康提出成立夜间新闻值班室，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的建议时，党委经研究立即同意，并作了具体部署。

　　1989年4月的一天，在九江路41号临时社址的底层食堂里，报社贴出了一张简短的招聘通告，称因工作需要，正式组建夜间新闻值班室，拟在社内公开招聘记者，有志应聘者只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均可报名参加统一考试。没几天，来自校对组、资料组和经理部的10余名同仁报了名，并参加了长约4小时的综合文化知识测试。经过全面考核，好中选优，结果顾鹏程、崔以琳和方钟泽三人脱颖而出，加入了记者的行列。首批入选的三位同仁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由于爱岗敬业，倾情投入，一篇篇根据接听电话获得线索而追踪采访所写成的当天新闻，频频见诸报端，有的还上了头版头条；一件件读者在电话中所反映的“急难愁”琐事，在他们的热情传递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有的被当场化解，有的被相关单位受理。一时间，由他们采写的“本报夜间值班室”专栏的稿件，每每成为本市当天街谈巷议的话题，三个人的名字不时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开拓者包括以后的陆续加入者，都在这一平台上经受了锻炼，做出了成绩，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里，不妨抄录其中四位当事者的自我表述：

　　首批进入夜间新闻值班室的顾鹏程说：在夜间值班室的八年时间里，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在各级领导的帮助下迅速成长。有同志曾经说我，夜间值班室工作非常劳累，一夜下来，有时你写了两三篇稿子后精神还那么好，靠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虽然常常付之一笑不作回答，但我心里明白，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机遇都是来之不易，应该好好珍惜。因为光有机遇，自身却不努力，即便有了机遇也会丢失。到了群工部后，我更加努力工作，连续荣获1996年度中国晚报新闻奖特等奖、1997年上海市“五一”新闻奖一等奖、第六届上海新闻奖二等奖等等。回顾这一切，我感到非常欣慰。

　　另一位同时考入夜间新闻值班室的方钟泽说：“从此，我加入了新闻记者的行列，也与群众信访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我一直在报社群工部，处理读者来信，为老百姓排忧解难。1996年我荣幸地被评为市优秀信访工作者”。

　　1992年9月25日加盟夜间值班室的薛亚林自有另一番感慨：“夜间新闻值班室是晚报的一个名牌窗口。一个夜晚工作长达十四五个小时，只有两名记者当班，通过读者来电来访中发掘新闻线索，夜间采访，写成稿件，向当天的晚报提供新鲜的‘活鱼’。在这里工作既能培养记者吃苦耐劳的精神，又能锻炼人的单兵‘作战’能力。”

　　而1994年成为夜间值班室记者的钱绿明，则将“为不少读者排了忧、解了难”，作为自己“最难忘最得意”的事情，尤其是那篇为20岁女大学生伸张正义、讨还公道的稿子，更让他刻骨铭心：那是1998年的一天午夜，他接到了一个女孩的投诉电话，反映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书的女伴小钱，在屈臣氏四川路店逛了不到1分钟，什么也没有买，在出门时却遭到一女保安的无端检查。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女保安强行将她带至地下室，接受进一步检查，最后竟要求脱裤搜身，否则不能离店。当小钱忍无可忍表示要向媒体投诉时，女保安又百般抵赖，说是女大学生自己脱裤让他们看的。这位女大学生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回家后不停地哭，饭也不吃，谁都不见。钱绿明感到此事非同一般，次日一早就采访了屈臣氏超市的副总经理，回报社后立即写出报道，并被刊登在头版醒目位置，见报后引发强烈反响。后来此案进入司法程序，最终以女大学生胜诉，获得精神赔偿费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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