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眼丨违章和违法，两码事

孙绍波/图

　　姚丽萍/文

　　曾经，人们常常听到交通违章；如今，听到的，是交通违法。

　　曾经，人们常常听到违章建筑；如今，听到的，是违法建筑。

　　这样的变化，为啥？违章和违法，是一码事吗？

　　先说说我国的立法体系。

　　按照权威性和法律效力，从高到低依次为：宪法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些国家大法的名字常常以“法”结尾；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具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法规的名字通常以“条例”结尾；国务院下属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行政规章，规章常见的名字结尾是“令”，其地位和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法规，虽具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算是“准法”。

　　然后，再说说为啥过去常常听到“违章”，今天常常听到“违法”？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不完善的，社会管理主要依据行政规章。以拆违为例，1999年6月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2009年6月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修订拆违若干规定，2011年12月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再次对拆违若干规定作出修订。

　　换言之，1999年6月之后，伴随地方性法规的完善，对违法建筑的认定和拆除，日益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在那之前，行政规章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致“违章”的说法，很常用。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城市交通管理中。

　　法治的完善，不止体现在一个城市的管理，整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同样也经历着渐进过程。其中，一个重要时间节点——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宣告：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1982年通过现行宪法，此后又先后通过了4个宪法修正案，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一个标志性特征是——治国有法可依，7部门法律齐全。

　　构建法律体系，是为了“有法可依”，而法律体系形成与否，不能简单以法律数量多少裁定，而要从其作用判断。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7部门法律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统一整体。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基本的主要的，特别是起支架作用的法律已大体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总体上能够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制度对公民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进一步做了具体规定，从实体和程序上切实保证公民享有广泛、充分、真实的自由和权利。其中，无论“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超期羁押”现象的缓解，还是“民告官”成为法定权利，都归因于法治理念的提升，以及法律制度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共同发挥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有些事项由宪法规范，有些由法律规范，有些则可以由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规范。对用法律来规范尚不具备条件的，可依法制定行政法规，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法律；对一些地方事务，可依法制定地方性法规进行规范。以“控烟”为例，最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城市制定实施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地方性法规。目前，“控烟”也已进入国家立法程序。北京、上海等地的地方立法将为国家立法提供借鉴。至于行政规章，同样也可为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提供借鉴。章法，章法，一种情形是，先有规章，适当的可行的，就有可能上升为法规、法律。

　　“十八大”后，依法治国的理念提升至空前高度，法治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而依法治国理念背后的技术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善——社会治理、城市管理，可以充分依据的，是“法”，而不是“章”。

　　因此，不妨打个比方，“违章”和“违法”沾亲带故，有血缘关系，但却是“两个人”，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