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那年见了杨绛先生一面

　　严建平/文

　　杨绛先生去世了，大家都在怀念她。我和杨先生只见过一面，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988年10月，我赴京拜访一些文化名人。行前，分管副刊的时任副总编辑沈毓刚先生叮嘱我，到北京一定要去看看钱锺书和杨绛两位先生，并把他们三里河南沙沟的住址抄给了我。

　　在去北京的列车上，我一直捧着杨绛先生的《记钱锺书与〈围城〉》那本书在读，想从中更多地了解两位先生。

　　到北京没几天，人民日报的舒展老师就向我转达钱先生同意见我的消息，当时真有喜从天降的感觉。

　　那是10月27日，约好下午三点到三里河南沙沟的钱寓。我怕迟到，早早赶去，在附近的玉渊潭公园坐了一会，一边翻着杨先生的那本书，一边想着见到两位老人说些什么。

　　三点整，我准时来到两位先生的家门口，是钱先生亲自来开的门，他穿着一件深色的中式对襟夹袄，一脸和气。钱先生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在一边沙发坐下，和我聊了起来。他问到我祖父，说：“独鹤先生我们年轻时都知道，看过他编的报。他又问起林放先生，说他很正直，敢说一些刺耳的话。

　　我问起杨绛先生，钱先生马上起身对着隔壁房门说：“季康，建平同志要见见你。”杨先生闻声进来，钱先生把我介绍给杨先生，并对杨先生说，你可以同建平同志说苏州话。杨先生笑笑说：“已经说不好了。”我感觉，钱先生的普通话带有江浙口音，而杨先生的普通话则带着京味。

　　杨先生坐在紧挨写字台的转椅上，而钱先生则躺在那张躺椅上，气氛十分随和。我原先的紧张慢慢消逝了。和两位老人说话，就好像是在谈家常。

　　我请杨先生以后给“夜光杯”赐稿，杨先生说：因为年纪老了，老人认识的人多，每天信多，客多，而精神不多，时间不多，所以常苦倦怠，懒得动笔，所以要请你们谅解。

　　这时，我想把带在身边的那本《记钱锺书与〈围城〉》请杨先生签个名，我刚打开包，钱先生就看穿了我的心思，对杨先生说：要叫你签名了。杨先生接过书，钱先生在一旁大声地说着我的名字：建设的“建”，平安的“平”。杨先生没有直接往书上写，而是先在一张纸上记下了我的名字，问我对不。然后，才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建平同志存览杨绛”并盖了章。

　　不知不觉，谈话已持续了一个小时。我起身告辞，钱先生和杨先生一直送我到门外。他们问我，回去坐飞机还是火车？我说是坐火车。杨先生说，是不是怕飞机不安全？我说不是，飞机票太贵，还是坐火车回，但火车票很难买。钱先生听了感叹一声，念了杜甫的一句诗：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回到上海没几个月，过新年了，我自己动手做了一张贺卡寄给钱先生和杨先生。过了没几天，就收到他们回赠的贺卡。两位老人这么注重礼节，我觉得以后是不该去打扰他们了。当然，为了“夜光杯”，我还是和钱先生通过几封信，他每次回信的末尾，总要写上杨绛同候。

　　最近，我在编沈毓刚先生（其佩）的作品集，他的女儿给我送来十几封钱先生和杨先生和他的通信，从中可以看到两位老人对新民晚报的喜爱和勉励。其中有一封是杨先生写的，摘录如下：

　　毓刚同志：

　　谢谢你连年赠阅晚报。我天天都看，只是看得不够仔细。你寄的这一篇我就没有注意，谢谢你又关心剪寄。有关南京电台将广播《围城》的那篇报道，我们都看到了。晚报办得很成功，很有趣味，我们不仅自己看，还借给别人看，我应该代表借看的两家都谢谢你。

　　承垂念我的健康，我感冒已愈，托福粗安。甚感念你的记挂。

　　草草即问

　　近安

　　杨绛

　　四月五日

　　锺书嘱笔同候

　　愿杨先生到天国与钱先生相会，还有他们的女儿钱瑗，“我们仨”可团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