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佐佐木芳邦：化解历史宿怨是人心所向

　　图说:南京大屠杀研究者、日本学者洞富雄撰写的《南京大虐杀》一书中，收录秦淮河边集体屠杀的历史照片 资料图

　　【新民晚报·新民网】尽管“战后70周年”这样的字眼频频见诸报端，日本中国金融研究会会长佐佐木芳邦认为，身边人似乎并没有将之当作一个茶余饭后热切讨论的话题。

　　“人是会忘事的，年头越长越容易忘。容易忘记战争——这种人类因一己之私导致的愚蠢行为。”佐佐木芳邦觉得，纪念“战后70周年”因此具有某种“提醒”的意义，提醒人们不能忘记过去的惨痛教训。

　　历史认识存在“分裂”

　　佐佐木关心着“战争与和平”这样宏大的话题，认为那仍是人类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至今战争的可能性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消除。在这种视角之下看待日本的战后70年，他认为应同时看到两个方面：日本是二战发起国之一，也是战后制定了和平宪法，誓言决不再战的国家。

　　不过走过70年，当代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仍然给邻国“分裂”的感觉：既有以靖国史观为代表的右翼史观在日本社会得以宣扬弥漫；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在牢记日本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责任。比如南京大屠杀，日本一直存在否定言论，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先行者，勇敢维护史实的学者洞富雄也是日本人。

　　“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相关历史的认知程度不同于中国，主要是立场不同，对历史研究的深度不同，吸收的信息不同。”佐佐木知晓那些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争论，“不论是5万人还是30万人，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屠杀。”

　　佐佐木去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对这场屠杀深感痛心。“去南京旅游如果不去参观大屠杀纪念馆，那几乎等于白去。”他认为，南京大屠杀表明，战争会使一支军队变得像虎豹豺狼一样丧失人性、疯狂到极点。“纪念它不是为了记仇，而是要深刻认识到，战争不能再成为人类的选择。”

　　日本就像“出狱犯人”

　　传递集体记忆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等二战历史的描述经常引发中日之间的“口水战”。佐佐木表示：“人做过坏事以后，改了，不做了，内心不希望周围的人总是提起他过去做过的坏事，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知道得太多。”

　　在佐佐木看来，这大概是日本教科书对二战描述不够全面的原因。“做过坏事的人总是希望别人大度一点，除非他又要做坏事而需要提醒，一般也就不提，以鼓励他重新做人。”他强调，教科书应该客观讲述事实，“如果不客观就会失去教科书的意义，也不能使后人理解,为什么日本对世人宣布不再战。”

　　在战后历史认识方面，德国总会被拿来与日本相比较。佐佐木注意到这一点，“德国总理曾经很诚恳地向受害国国民谢罪，特别是战后同法国之间开展的友好活动得到好评。在村山谈话之后，日本历届首相虽然也有过‘道歉’，却都顾忌右派攻击而没能给出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说法。”

　　佐佐木认为，关于日本的国际形象，“就像一个出了监狱的犯人一样，许多亚洲国家的民众还是把日本当成历史的犯人。”

　　两国都有复杂心态

　　佐佐木认为，同一个国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历史认识，但“有良知的日本人还是大大多于右翼的”。

　　作为一个“有军国主义前科的国家”，佐佐木认为，尽管右翼势力只占极少数、无法形成气候，但要使亚洲其他国家不再把日本看作有前科的战犯国，需要做出国家领导人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规定，或将甲级战犯牌位移出靖国神社。

　　同时，他希望日本的邻国“看待今天的日本，不能仅以二战时期为主要依据。日本右翼势力再强，也远远强不过反对战争的绝大多数国民的意志。”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中日两国是否有化解历史宿怨的契机？佐佐木认为，“那就要看日中两国政府能不能向对方示好，或接受对方示好的举措。”

　　他认为，5月份日本3000人代表团访华对近来的日中关系而言算是“前进了一步”，但感觉两国国内民众都还存有复杂的心态：明知友好是根本利益，却一边说友好，一边总要露出一些“我可没那么好欺负”的姿态。

　　尽管当下日中关系经历考验，但佐佐木依然用“伙伴”来概括日中关系。“日本和中国是邻居，这是明摆着的事。”他仍然看好中日合作的前景，因为“步伐再慢，化解历史宿怨总是人心所向，是历史必然，历史宿怨终究会化解的。”

　　新民晚报记者 吴宇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