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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京的报告 | 王安忆:“小人物”被写入“两高”报告,意味深长!

来源:新民晚报     记者:邵宁,刘歆,萧君玮     编辑:沈佳灵     2018-03-11 15:30 | |

  “我是写小说的,对案件、对犯罪可能特别有‘兴趣’。”在昨天举行的上海代表团全团对“两高”报告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的发言,有些与众不同。她以一位作家的视角表示,报告提到了徐玉玉案、于欢案、聂树斌案、电梯内劝阻吸烟案等具体案件,这些“小人物”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意味深长。说明随着社会的飞速变化,我国的司法部门也在与时代“赛跑”,使我们的法治不断完善。

来源:新民晚报特派记者 刘歆 萧君玮 摄制

  王安忆对刑案感兴趣,其实并不让人惊讶。她的代表作《长恨歌》的最初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一起比较离奇的杀人案。

  在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的传世之作也都从犯罪、案件、庭审中获得写作素材和灵感源泉,如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因为杀人、犯罪都是生活中最极端的情况。”王安忆表示,“我个人经常会去采访案件,看案卷,还去旁听庭审。每个案件中都有个人、个体生动的形态。”

  “我注意到报告中的几个案件,都是从社会生活倒过来去要求我们的司法进行改变。”她说,“之前,我们的生活都有公序良俗的约束,靠一些潜在的社会结构来维持,比如乡村的宗族制度,比如城市里的职工和领导的关系。现在随着人口流动增强,这些潜在因素显然已经消失了,只能通过司法介入来维持秩序。”

图说:2018年2月13日,大方县猫场镇猫场煤矿会议室,农民工正在领取工资。来源:东方IC

  王安忆还提到关于农民工欠薪的案例。“表面上看是老板对农民工不公,但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农民工的身份。其实,他们就是工人,就是职员,可为什么要给他们戴一顶农民工的帽子呢?让他们的收入变得不安全?这还是跟制度有关系。”她说,“司法介入非常好,是倒过来要求我们尽快改变他们的身份。”

  王安忆还称赞多个冤假错案的纠正:“我们看美国电影,翻一个案子,需要很颠覆性的行为才能做到。而我们做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图说:2016年8月21日,徐玉玉被诈骗电话骗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元后心脏骤停离世。来源:央视

  而最让王安忆激动的,还是出现在“两高”报告里的一些个案,她认为报告中举的这些案例是带有突破性的。“就说徐玉玉案,这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它非常有象征性。这个案子代表我们大数据时代到来了。现在社会把我们的生活变得完全透明了,该怎么保护我们隐私的安全?这个案子有很大的意味。”王安忆所说的“意味”,指的是我国的司法以人为本,同时选用这些案例带有前瞻性,因为今后类似的案件会越来越多。(新民晚报特派记者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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