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精神: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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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闻周刊推出系列报道:上海谋划新作为

图说:上海浦东陆家嘴夜景 《瞭望》新闻周刊 图

  从2013年到2017年,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在3月5日这一天下午来到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团,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连续五年,习近平在上海团都要提到6个字——排头兵、先行者。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充分肯定一年来上海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深化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他希望上海的同志们继续按照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

  排头兵是标杆,意味着上海各项工作都要走在前列;先行者是前锋,要求上海不断为全国改革开放克难攻坚。习总书记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是信任,是重托,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当好排头兵,勇做先行者,必须坚持善始善终、善做善成。过去五年间,上海自贸区交出“三年答卷”,“总体上实现了初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顺利推进,一批标志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设施投入使用;中央交给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地方群团改革等10项改革试点任务持续推进,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当好排头兵,勇做先行者,就要保持战略定力,着眼长远谋发展,不为一时计得失。过去五年间,上海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经济增长不单纯以数字高低为标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增加到七成以上,财政收入增长领跑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取得实际成效。

  当好排头兵,勇做先行者,就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人民。过去五年间,无论是交通违章大整治,还是“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上海的城市管理者都以钉钉子的精神“补短板”,紧抓工作难点,解决百姓痛点,努力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当好排头兵,勇做先行者,就要提升精气神,敢为天下先。习近平总书记寄语上海,要“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寄予上海的厚望,更是上海应有的担当。特殊的历史使命呼唤特殊的精神状态,上海各级党组织只要牢固树立、自觉践行“四个意识”,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就一定能开创上海改革发展新局面。

  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所说,谋划上海工作,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的指示要求,胸怀全局、着眼大局。坚持服从服务国家战略,紧密结合上海实际,坚决把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始终、落到实处。

  总书记叮嘱上海要答好的这道大课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叮嘱上海,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习总书记提出,希望上海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

  这对全国来讲,极富现实意义和深远价值。超大城市治理——一道世界级难题,能不能做到像绣花一样精细?这无疑考验着治理者的智慧和胆略。

  善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利器,穿好“绣花”的“针”;紧贴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缝出匀细的“线脚”;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顽疾,让法律法规真正成为必须遵守的“图样”……《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了解到,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的上海,城市治理正在紧扣“精”“细”“巧”三字,在最细小的“方格”内磨砺“绣花”功夫。

  信息替代人海:穿好“绣花”利针

  上海繁忙的延安路和华山路路口,一块显示屏24小时不停滚动着一个个车牌号码。如果机动车乱鸣号,就会被实时捕捉和记录下来。这是上海交警最新开发的“违法鸣号查处辅助系统”。

  乱鸣号这种行为,交警不在现场,随便按了又能怎样?以往,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管理难题。如今,上海交警运用“声呐定位+图像识别”等先进技术,对乱鸣号车辆实施自动抓拍,正起到越来越明显的正向作用。统计显示,去年10月该路口查处的违法鸣号行为达4657起;今年2月已下降至575起,还不及过去的零头。

  类似查处乱鸣号这样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逐步替代以往的人海战术,对城市进行精细化、智能化管理的社会治理方式,正在上海渐成常态。

  交通拥堵是大城市最为头疼的事。自2016年3月开展交通大整治以来,上海警方推动1.8万套“电子警察”的安装,并对已有的“电子警察”进行功能升级,使其能够自动识别包括压实线、违法停车在内的其他16种违规行为。

  “就连占用车道、实线变道这种‘转瞬即逝’的动作,都逃不过科技法眼。”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科技处处长商志刚说,新技术新手段的广泛使用,助力交通执法实现“无死角”。

  在出租车司机老陈看来,随着道路违法行为的查处越来越细,变道加塞、随意停车的行为在上海中心城区已几乎绝迹,道路通行效率真的提高了。“越是复杂的问题,执法部门越该有‘绣花’的劲头。”

  不仅是交通执法,信息技术在城市综合治理的多个方面开始发挥利器作用:通过大数据预判热门景区客流,为科学限流、防患未然提供决策依据;“网来网去”申请各类政务事项,无需人再来回往返;从田间到餐桌,对食品安全进行全过程监管……

  上海正在打破一些信息“孤岛”,加大政府数据的整合和开放力度。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告知记者,截至2016年底,上海政府数据服务网开放的数据集近1000项,涵盖经济建设、资源环境、道路交通等十多个重点领域。“根据计划,今年底上海开放的政府数据将达到1300项,可以基本满足现阶段城市治理的深层次需求。”

  上海市测绘院院长魏子新对此感触颇深。上海市测绘院专门从事城市空间地理信息的采集和整理,通过对上海道路、水系、楼宇、绿化、河道等100多项信息的精准分析,其数据以“地图”的形式为政府部门科学决策和精细管理提供依据。“近年来,来自政府的‘订单’已应接不暇。”

  经过比对发现,上海在智慧交通、智慧安全、智慧教育等方面的探索,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信息化手段的普遍应用,也催生了上海信息产业的新亮点。

  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信部信息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报告显示,上海市互联网百强企业的数量仅次于北京,位列全国第二。如果说,互联网百强企业体现的是过去和现在,“独角兽”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企业)体现的则是未来。相关数据显示,上海的“独角兽”数量已占全国总量的27%。这表明,上海互联网行业仍处于上升期,未来的表现可能会比现在更抢眼。

  上海已明确提出到2040年建成全球城市的目标。这引发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对标全球城市应具备的精细化管理,信息手段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谈到,上海已基本形成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智慧城市基本框架。未来,上海要力争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创新城市,成为信息集聚与知识传播中心和全球信息网络的枢纽,成为数字化生产方式和智慧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信息文明城市。

  共建共治共享:“缝”出匀细线脚

  从2016年开始,“共享单车”风靡全国。作为这一新鲜事物的发源地,上海也一跃成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智能共享单车的城市。截至今年2月,全市开展共享单车业务的企业已超过30家,投放量超过45万辆,注册用户超过450万。

  但在实际操作中,“方便”也衍生出了新问题——轨交、公交站点门前成了无序停放的“重灾区”,甚至占满人行道、堵住道路进出口。

  强行扣押或搬走,只会导致“三输”:政府管理浪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要骑车的市民用不了。正视群众的实际需求,市民、企业、政府共同参与管理,才能破解阶段性矛盾,不让好事变成坏事,优化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生态。

  今年2月,上海普陀区真如镇街道与“摩拜单车”达成了一项战略合作:街道在辖区内划定非机动车停放区域,适当扩大范围;“摩拜”则参与普陀的智慧城市建设,将“摩拜”用户信用数据纳入区级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政企双方共同完善社区志愿服务的激励体系,对主动参与活动的居民提供免费骑行券。

  “这一创新模式激发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也为企业合理配置公共交通资源提供了精确依据,最终使市民的出行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摩拜”运维负责人贺涵秋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难题多,解决办法应该更多。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说,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发动各方共建共治共享,让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精准对接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就能‘缝’出城市治理的匀细线脚。”

  共建共治共享,在部分区域已经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效应。上海嘉定老城厢的嘉定镇街道,常住人口7.7万。几年前,有居民主动找到居委会,提出希望在自家住所内设点开展邻里活动。街道顺势而为,搭建了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新载体——社区“睦邻点”。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看到,有些睦邻点的居民因讨论社区公共事务聚在一起,如“帮帮乐”、“老娘舅”等;有的因相同志趣而相聚,如“歌声与微笑”、“活力妈妈”等;还有相近职业、境况的居民聚在一起,如“你我同行”、“新上海人”等。

  “截至去年底,全区已建立社区睦邻点1497个,涉及文体娱乐、矛盾调解和生活服务等多项内容。这不仅促进了居民自治和社会和谐,也提高了城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水平。”嘉定区委书记马春雷说。

  类似的变化,闵行区颛桥镇的居民也有切切实实的感受。颛桥最早在辖区内的田园新村试点,由公安机关指导物业、业委会、居委会等共同参与社区治安工作,仅一年之内,辖区报警类“110”就下降22.54%,居民群众安全感跃升全区第一。

  随后,颛桥打造“田园模式”升级版,通过强化村居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通过党建纽带引导业委会、物业、企业、楼组长、志愿者、政府职能部门等各方参与协同治理,在无证无照经营户清理、违章建筑拆除、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已初见成效。

  从管理到治理,是一个重大转变,也是上海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缩影。社会治理创新,核心是人,重心在社区基层,关键是体制机制。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要求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按照习总书记要求,上海市委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以市委“一号课题”进行深入调研,聚焦创新体制、加强基层、夯实基础、落实保障,形成“1+6”系列文件。经过三年多的常抓不懈,上海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初步交出了令人充满信心的答卷。

  法治凝聚共识:“按图”落到实处

  在“饿了么”订餐平台上,一度可以搜到三家名均为“风味农家”但地址却各不相同的饭店,用的都是同一个证件。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跟随市场监管部门在上海市徐汇区执法检查时,发现了上述情况。

  对网络订餐中出现的“一证多店”行为,上海食药监部门表示,一旦查实,必按最新实施的《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予以处罚。

  “立法先行、依法治理”,是上海在城市治理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为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上海市人大去年通过了《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这部地方性法规在修订过程中,条文数量从62条增加到115条,修订幅度达93.8%。用专家的话说,“全过程、全环节、全覆盖,力求去除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空白”。

  “如果说‘绣花’管理要有图样,这个‘图样’就是法律法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巡视组组长刘卫国这样说。

  法律法规制定的过程,就是共识凝聚的过程。“春节到了,我不放不放啦,环保又安全,不放不放不放啦……”2017年的春节,一首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神曲”《不放不放》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这是上海公安首部“禁燃”主题MV,歌曲由上海静安公安分局与“网红乐团”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共同录制,歌词是由静安公安分局宣传科民警张昕即兴创作的。静安警方介绍,根据静安区商业中心、商务楼宇汇聚的特点,这首禁燃禁放主题曲在辖区各商务楼宇、大型商业中心以及居民小区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播出。

  对燃放烟花爆竹等群众关注且有不同主张的事项,上海摈除“一禁了之”的简单粗暴,而是通过前期调研、专家论证、人大审议等多道程序,结合城市不同区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使禁燃禁放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再度实现了外环线内烟花爆竹“零燃放”,外环以外非禁放区的燃放量比去年同期下降80%以上。

  徒法不足以自行。针对有的城市顽症,已经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以规范,但执法层面出了问题,这就需要执法者敢啃“硬骨头”。

  今年3月下旬,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执行首日,上海市黄浦区的交警一上午就查扣了20辆左右“套牌”、无牌的电动车。这些违法车辆不仅被暂扣,骑车人也将按照条例的新规定,面临比过去更严厉的处罚。

  根据这一条例,开车玩手机、连续变换车道、乘车不系安全带、未按标准配备儿童安全座椅……以往不算事儿的行车习惯,今后都有了相对应的处罚条款。

  通过立法来固化行之有效的做法,通过执法来体现法律法规的硬度。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既成为守法的监督者,更成为法律的受益者。形成“法自在人心”的局面,是中国超大城市实现社会良治的希望。

  “法治是城市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上海市市长应勇说,上海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着力体现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着力破解超大城市综合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世界级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努力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不断增强上海的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

  精细精准,不跳针脱线;一丝一缕,不急躁冒进;以人为本,不忘初心。上海的“绣花”实践会不断证明,只要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城市治理就能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上海自贸区3.0版升级行动

  “希望上海的同志们继续按照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对自贸区建设给予关注。

  从2014年开始,每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团审议时都会就自贸区改革的思路和方向点题,以推动自贸区改革进展。

  由点到线,由线及面。在上海自贸区挂牌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国陆续批准了三批共11个自贸区,形成了一个由南至北、由东至西的“1+3+7”的改革新格局。这些区域像“雁形阵”一样,承载着我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的新使命。

  作为“雁形阵”中的“领头雁”,站在三周年的起点上,上海自贸区如何“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以实现习总书记所说的“新作为”?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上海自贸区进行了广泛采访,与区内的干部、群众、专家学者和市场主体深入交流,感受到了自贸区的最新脉动。

  “三区一堡”成新目标

  “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今年3月底,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简称《方案》),引来多方关注。

  与2013年的总体方案、2015年的深化方案相比,被称为3.0版的自贸区建设《方案》亮点频现,让改革一线人员和市场主体有了更多“获得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上海始终把自贸区建设作为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突破口。按照习总书记对上海自贸区的要求,坚持制度创新为核心和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以开放倒逼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探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一开头,就开宗明义。

  过去三年,上海自贸区已有一百多个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彰显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但自贸区改革“碎片化”问题仍存,这对改革措施的系统集成提出了新要求。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是改革系统集成的一个实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自贸区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纳入海关、国检、海事、边检等23个部门,通过一个平台兼容不同监管系统的“方言”,打破了信息“孤岛”,消除了系统“堵点”。

  上海欣海报关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基中算过一笔账:公司每年报关货物50万票以上,过去每一票都要两个报关员和一个报检员。实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报检报关同时进行,人力成本估计可下降30%左右,办理时间也缩短了,进而减少了货物在港区的压存费用。

  上海市口岸办表示,今年争取让更多部门参与到“单一窗口”建设,纳入更多管理和服务功能。“今后,‘单一窗口’集成的不仅是政府部门,还应该包括港口、机场等基础服务商和银行等金融服务商,为市场主体带来更多便利”。上海自贸区海关工作组综合组副组长杨琍说。

  《方案》还提出,上海自贸区要按照国际最高标准,为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更为充分的压力测试。其中,明确提到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

  何为“自由贸易港区”?国际上,自由贸易港区通常被视为开放程度最高的一种自由贸易区。“简单说,就是实现区港一体化,海关一线真正放开,让货物自由流动,为市场主体创造一种‘境内关外’的环境。”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董事长陈戌源介绍。

  “国际上做得好的自由贸易港区各有各的特点,同时也有共性。”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说,比如,高度开放和高效监管相结合、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具有便利化的全球运输条件。迪拜算是典型者,它同时拥有杰贝阿里港和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两者之间有长达24公里的全封闭物流走廊。

  “我国的自由贸易港区既要参照国际通行惯例,也要研究国际投资贸易发展的最新趋势,还要结合中国贸易种类多、贸易量大的实际情况。”朱民说。

  据介绍,建设自由贸易港区,上海初步的想法是不搞大拆大建,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研究一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国际水准的监管制度。自由贸易港区和现有保税区最大的区别在于一线管理方式的不同。至于怎么管,还需要和相关部委研究。

  根据《方案》,上海自贸区要创新合作发展模式,使之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重要节点。

  具体而言,上海自贸区将支持优质境外企业利用上海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吸引沿线国家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和投资者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提供融资服务。

  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李军表示,上海自贸区要打造成“一带一路”投融资的中心,就需要加强与沿线国家金融市场的深度合作。“在利用上海的资本市场方面,境外优质企业除了上市,目前可以更多利用债券市场。”

  实际上,就在今年3月,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在上交所申报并完成2017年首期公司债券发行。这是首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在我国发行的熊猫债券。业内人士相信,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开放,未来会有更多的“丝路债券”在国内发行。

  重点改革正突破

  “招生报名非常踊跃。第一期录取了约40名学员,3月底已经正式开学。”尽管今年1月初才成立,但谈及运营情况,普华永道商务技能培训(上海)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信心满满。

  这家公司是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在上海自贸区设立的中国首家外商独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据了解,上海自贸区在国内率先将“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向外资开放后,已接到20多家外资职业培训机构的咨询,其中3家提出了申请。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上述公司的开业运营,折射的是上海自贸区管委会抓落实的行动。“推进自贸区建设,既要实现政策措施的系统集成,又要在一事一件上实现具体突破。”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翁祖亮表示。

  今年开年以来,上海自贸区又推进了4项改革工作。除国内首家外商独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自贸区落地之外,在国内率先启动企业名称登记改革试点、进口化妆品“审批改备案”试点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一证”改革试点。

  通过重点领域突破,自贸区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作为全国最大的化妆品进口口岸,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今年3月初在全国率先开展“审批改备案”试点后,国际化妆品巨头欧莱雅集团作为“尝鲜者”,拿到了第一个企业试点账号。

  落实备案管理,相关部门可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备案证明,较以往的审批周期明显压缩,为企业节约了更多的时间成本,国内消费者则有望同步体验国际最新款的非特化妆品。

  欧莱雅中国首席执行官斯铂涵说,新政实行后,企业将据此调整相关生产供应计划,增加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以利于企业更好发展。

  “审批改备案”只是降低准入门槛的一环。从2016年开始,浦东新区和上海自贸区在全国率先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以解决企业“办证难”的问题。翁祖亮说,今年自贸区一方面要扩大改革覆盖面,力争把经济领域的许可事项全部纳入;另一方面要优化改革方式。根据企业的需求和感受度,把原来改革的五种方式(取消、备案、告知承诺、提高透明度、强化准入),转为三种方式(取消一批、备案一批、告知承诺一批)。

  重点改革的突破,带来市场开放度的提升。过去三年间,上海自贸区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实施了54条扩大开放措施,累计吸引1800多个外资项目。上海自贸区管委会透露,今年将进一步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对外资的限制。

  扩大开放形成新的聚集力。截至今年2月底,上海自贸区累计新设企业4.4万户,其中外资企业累计8057户。全市近一半外资企业落户在自贸试验区,新设外资企业数占比从自贸试验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20%左右。

  在自贸区改革的支撑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意愿、能力大大提高。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上海自贸区办结境外投资项目累计1450个,其中中方投资额累计490多亿美元。“目前,上海自贸区在上海全市对外投资中的占比达到70%,企业‘走出去’的网络已覆盖178个国家和地区。”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主任尚玉英说。

  重点改革的突破,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出功效。即便商务成本不低,上海自贸区所在的浦东新区依然集聚了400多家企业总部,其中跨国公司总部265家,占上海市总量的一半左右。

  这靠的是优化营商环境带来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浦东和自贸区投资环境好,还有国际交流和金融中心的优势,所以我们很早就把企业总部搬到浦东,从这里走向全国和全球。”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说。

  营商环境的优化,离不开政府的主动作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陆方舟谈到,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和浦东新区政府正在构筑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四梁八柱”。比如,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今年浦东将以“互联网+政务”方式重点推进“三全工程”:即企业市场准入“全网通办”,目前涉及的104个区级审批事项中,已有74个可以“网上全程,一次办成”;计划明年实现全覆盖个人社区事务“全区通办”,让群众少跑腿;通过政务云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政务信息“全域共享”。

  “双自联动”升新气

  左边是国检,右边是海关。走进刚建成不久的上海张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关检联合申报大厅。3月底,中心启动试点运行,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进口的一批价值178万元的药品,在这里顺利通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上海首家机场区域以外的空运货物海关监管场所。这个中心把机场货站与监管仓库的功能延伸到了高科技园区,让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一站式搞定货物通关,整体通关时间由过去的2~3个工作日缩短为现在的6~10小时。

  “生物企业经常进口一些有温控要求的货物,如蛋白、酶和抗体试剂等,在原来监管模式下,只能靠不断添加干冰来保障货物品质,除增加成本费用外,一些进口实验用材料一旦不能及时通关,很容易造成实验进程滞后,甚至错失与全球同步研发机会。中心的启动有助于解决这些痛点,对企业是很大的福音。”西格玛奥德里奇公司进出口经理助理庄胜男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自贸区要强化区内改革同全市改革的联动、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联动。张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正是上海推进自贸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联动”的一个重要载体。

  “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是上海承接的两大重要国家战略。浦东作为两大国家战略的集中承载地,要通过联动来实现‘1+1大于2’的化学反应。”翁祖亮说。

  除了张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一些基础性的创新平台,正纷纷来浦东和自贸区落户。以诺奖得主李政道命名的李政道研究所,近期公开表示正在张江科学城积极选址。该所资深教授季向东告知记者,李政道研究所的定位是“国际化”、“世界级”。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上海自贸区和浦东正在谋划“双自联动”的四个“大招”。一是推动关检机制的有效集成整合。依托张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建成最为便捷的“关、检一体化”平台,探索实行“法检清单制”,进一步提高研发用进口试剂、样品和耗材等的通关效率;

  二是搭建产研转化的高效平台。重点是要利用自贸的制度创新优势,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和生物医药合同生产(CMO)为突破,推动创新药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实际产品,同时再形成一批新的产业转化平台;

  三是完善国际化、便利化的人才环境。浦东新区人社局表示,从4月中旬开始,外籍人才可凭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出具的推荐函,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也可随同申请。此举将有效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到区内创新创业;

  四是主打张江科技城和陆家嘴金融城的“双城联动”,让科技与金融比翼齐飞。在陆家嘴金融城,持牌金融机构已近800家。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局长王华说,未来陆家嘴金融城将致力于产业集聚、金融创新和营商环境建设,持续提升金融城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央行上海总部相关负责人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目前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的框架已经形成,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精确改革”。比如,去年年底,央行上海总部将自由贸易账户开立的主体资格拓展到上海全市的科创企业,以支持上海的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上海自贸区还将加强投贷联动试点、科技创新板建设,鼓励发行基于信用与知识产权的金融创新产品,将金融的助力作用深入到产业链发展的各个环节。”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秘书长尹晨把上海自贸区未来的开放创新比喻成“串项链”:通过设定制度性目标,倒逼相关部门将现有的经验、做法、措施等一颗颗“珍珠”,通过总结、归纳、提炼和集成,串成制度性成果的“项链”,最终形成“枝繁叶茂”、丰满鲜活的制度体系。

  上海市市长应勇表示,按照中央要求,通过一系列努力,到2020年将把上海自贸区建设成为投资贸易自由、规则开放透明、监管公平高效、营商环境便利的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

  “科创”点亮的不止是大上海的未来

  一条行得通、走得远的科创道路背后,一定有一个成果多、转化快、机制活的科创模式。不是硅谷模式,也不是德国模式,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正在走的是一条以改革促创新、以开放破瓶颈、以集聚激活力的道路。

  “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提升科学中心集中度和显示度,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为上海科技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上海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全面部署,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着力创新科技体制机制;瞄准的是全球创新资源集聚力、科技创新国际影响力、新兴产业发展引领力、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力、科技创新辐射带动力等“五力”的整体提升。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上海全面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上海将以国际眼光、开放胸怀、更大气魄加快科创中心建设,聚焦解决国家发展急需的问题、“卡脖子”的问题,搭建好“四梁八柱”。

  盯着世界版图应有位置奔跑

  创业者的圆梦地、挑战者的试验田……这些词汇都曾用来形容上海最富有创新活力的区域——张江高科。如今,随着一批大科学装置落户这里,原本发散着青春活力和拼搏精神的氛围中,又增加了一种厚重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作为我国首个获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科学中心,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一直是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所谓“中心”,就应具有资源集聚的能力。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就致力于打造高度集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

  “上海光源”、超强超短激光用户装置、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平台等已相继落户这里,成为其“版图”里的重要地标。张江高科也成为世界上大科学装置密度最高的地方。

  “从世界版图来看,超级计算、光源这些大科学装置不是只有上海有。但是在上海,你可以上午到光源,以同步辐射光穿透微观分子世界;走路几分钟就能到下一个科学装置点,给科研工作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杨晔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从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生态,到大科学装置的落地,张江就是希望形成这样的“集聚”效果。

  大科学装置的“集聚范”吸引了很多国内著名高校及其研发机构向张江集聚。2016年,李政道研究所正式成立,国际人类表型组创新中心、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等建设加快推进。

  资源的集聚并不仅限于国内,上海打造科创中心正为外资企业和研发机构带来新机遇。2016年11月4日,罗氏集团在上海张江的“创新中心”正式破土动工。到2018年,这个参照国际顶尖研发实验室设计的建筑内,将能容纳超过300名科学家同时工作。截至目前,上海已聚集了4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

  GE研发副总裁克里斯汀说:“创新要成功,就需要不同的人专注于他的本职工作,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很多不同技术背景的人才。当我们致力于一项创新时,要有不同技能和科学背景的人才来共同解决。”他还说,要做比较大的研发时,就需要一个完备的研发环境。上海有很多优秀的技术公司和大学,人才资源丰富,自然会成为重点的投资方向。

  当前,中国的技术储备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可以为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提供雄厚基础。记者采访了解到,GE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有60多个实验室,专注于寻找新材料,而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给GE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

  开放,一直以来是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城市追求和特质体现。在科创中心建设上,上海同样力争体现出集聚全球资源的“国际范”。

  “现阶段,中国需要一个城市去吸引资本、人才来支持经济的发展。上海可以成为这样的地方。”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亚当斯说。

  目前,设在上海的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集聚了科技中介服务机构110余家,布局国内外渠道150余个,在美国波士顿、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将加快形成辐射全球的技术转移交易网络。

  明确目标、健全功能是出成果的必要保障。上海取得的一系列科创成果表现出了创新引领的“领跑范”。2016年,上海顺应世界科技发展大趋势,重点攻克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布局和实施脑科学、人类表型组、量子通信技术、材料基金组等一批重大战略项目,涌现出冷原子研究、电催化分解水、构建全球首个自闭症非人灵长类模型等多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系列化新策新政的指向

  科技创新有如植树,深耕细作方能枝繁叶茂。建设科创中心,需要有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应当拆除那些限制生长的“篱笆”,制度改革可以激发创新活力;应当“培育土壤”,让创新有良好沃土;应当引来“活水”,有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环境。

  上海盯住培育“创新生态”这个核心,加快完善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创新治理体系,以便吸引和集聚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效率,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路有多长,取决于制约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是否打破。只有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才能使科技成果更快推广应用、转移转化。

  实现科技创新,首先要进行科研体制创新。2015年5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也就是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科创中心建设22条意见”。同年11月,上海再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

  受此改革促动,上海如今已有2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参与试点科技成果转化功能体系建设,大大提高了科研成果由“论文纸”变“钞票纸”的速度。洪国藩院士团队获得百万元级收益,是最新涌现的典型案例。作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的“试验田”,上海的政策氛围、法制环境正着力真正松绑科研工作者的“双脚”。

  放宽新兴行业准入管制,药物委托加工生产CMO改革在上海“先行先试”;加快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革,取消孵化器认定审批事项,推动非教育机构成立创业学院……上海通过不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走好“退、放、进、变”四部曲,努力做到“相信市场、尊重主体”。

  上海率先取消孵化器认定等审批事项,鼓励社会力量设立孵化器和提升能级,为创新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的综合服务。目前,上海共有500余家众创空间孵化机构,其中九成以上由社会力量兴办,82家已纳入国家级孵化器管理体系。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初创企业、种子企业的创新最为艰难。上海大胆尝试,让企业创新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2016年2月,《上海市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对投资机构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所发生的投资损失,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上海市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天使投资风险性大、坏账率高,成功比例不高,政府出台补偿机制,就是希望让天使投资可以早投、敢投、多投,让创新创业蓬勃发展。

  为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上海将知识产权保护落实到了司法层面。2016年2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支撑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在多个领域为科技创新者的权益保驾护航。

  全球科创中心到底怎么建,并无既定范本可循,但抓住“人”这个核心因素是不变的根本。上海力求不断完善政策环境,为各类创新人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舞台。

  2016年9月,上海推出“加强版”人才新政,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被业内称为人才新政“30条”。

  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出入境政策的10条措施已正式实施,使上海海内外人才引进政策和制度更加便捷,也更有针对性、更具吸引力。通过这些举措,上海的海外人才吸引政策环境日益优化,尤其是在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方便外籍华人安居乐业、外籍投资者申请永久居留、便利外国学生就读和创新创业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系列化新政正在收获系统化效益:上海人才培养计划体系加快完善,引进梯度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科研人才双向流动通道基本打通,项目群组织方式深入探索,人才自由探索氛围日益浓郁。

  上海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人才政策的核心是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为人才增动力、添活力,目标是使上海成为国际一流创新创业人才的汇聚之地、培养之地,事业发展之地、价值实现之地。

  “两个加快”的大追求

  对标习近平总书记为上海布置的“打造科创中心”的任务,上海将科创中心建设这一工作重任逐年分解攻关:2015年聚焦分析科技创中心建设的瓶颈难题;2016年聚焦增强企业主体作用;2017年关注三个“第一”,即政府的第一责任是否落实、企业的第一主体是否到位、人才的第一动力是否激活。

  上海市市长应勇强调,上海加快科创中心建设,将集中力量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提升集中度和显示度,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同时,上海将构筑功能型创新平台,加快建设科技创新集聚区,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优化完善人才政策制度,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技的角逐、人才的竞争是全球化的。科技创新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利器,全球创新版图正在加速重构。上海站在世界科技前沿,有紧迫感、有使命感,也有信心和决心去抢抓机遇。

  “2017年是科创中心不断夯实建设基础,全面攻坚突破的一年。”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表示,今年将推进实施国务院授权的10个方面先行先试改革举措,同时还要加快出台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指引,加快解决部分落地难题等。

  在诸多先进技术领域,上海已经和国际科创中心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意味着他人已有的模式未必就是最好的模式。越是新领域,越鲜有可供借鉴的路径。上海在践行创新驱动的过程中,打破常规、锐意进取。

  2017年,在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建设方面,上海市力推的是上海光源线站工程、超强超短激光装置等四个大设施建设,并进一步推进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以及海底长期科学观测系统项目。

  上海还将优化布局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创新平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上海发展需求,本着“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尽快启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平台建设,加快突破一批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

  释放“改革红利”,是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内涵。上海将结合推进先行先试改革举措和功能性平台建设,积极组建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参与的非营利性新型产业技术研发组织。加快出台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指引,加快解决部分落地难题。上海市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可协议转让制度也将推进实施,进一步推动国有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运行管理机制改革。

  在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方面,上海提出重点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税收政策。同时,推进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进一步扩大持有人、受托生产企业结对试点,争取推动若干个新药品获批。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而目前科创投资有待提高科学性和精准性。上海将加快推动投资联动试点方案,探索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褚君浩告知,到2020年,上海市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比例可升至10%左右。

  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强调要更加注重培育植根于社会的创新精神,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活力,要求全市一盘棋、各区县“百花齐放”,都在科创中心建设方面进行有益探索。

  咬定科创不放松。上海正用行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力求通过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两个加快”,为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多做贡献。

  一流党建引领上海打造一流城市活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希望上海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在这座有着光荣历史的大都市,党的建设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探索永不止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引领各项事业前进的核心力量,党建则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在基层,必须始终夯实基层基础。上海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要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解决新问题。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创新实践,不断探索具有超大城市特点的基层党建工作新路。切实做到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

  区域党建:“同心圆”圈出共治大格局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的距离,体现出上海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共治格局。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如同“同心圆”,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圆心”,聚集了资源、搭建了平台,再借助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力量,社区多元共治有了新活力。

  “首先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徐汇区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黄琴说,区域化党建能够把原来没法聚拢的优势资源拉在一起,共同为社区居民谋福利。

  上海南站隶属徐汇区漕河泾街道,汇集了铁路、高架、地铁、长途客运等交通功能,黑车、黑旅馆、黑中介等现象一度相当严重。为解决南站地区治理难题,漕河泾街道、南站管委办依托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充分利用街道行政党组、党建促进会等平台,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治理,东荡小区降噪工程,正南小区、罗城小区居民自治整治群租,金牛小区门禁改造抑制地下小旅馆等难题逐一破解。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街道是个大厂、高校、园区集聚的地方。在区域化大党建的格局下,不相隶属单位之间的藩篱和阻隔被打破,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江川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文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党工委与区域单位共同建立了“双清单、双认领”制度,推出“服务”和“需求”两张清单,2016年有96个项目实现了双向合作,2017年的合作项目预计达到110个。同时,大家一起做实“双报告、双报到”机制,把社区邻里中心等作为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认领公益岗位的新平台,也邀请驻区单位在区域联席会议上作履行社会责任的年度报告。

  在上海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党建是引领社会治理创新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红线’理念表现在几个方面:党建‘红线’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底线,保证基层创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党建‘红线’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准线,党建体系为社区治理提供发展基准和框架,党组织体系成为基层治理的支撑结构和内在骨架;党建‘红线’是基层治理的资源供给线,基层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权威,发挥资源汇聚和协调治理行为的重要功能。”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彭勃说。

  区域化党建,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服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上海市静安区党建服务中心开出的“五星锋汇”4月活动预告和服务菜单中看到,从党课到公益活动,从诵读大赛到交友沙龙,从展览到电影……区内各街道、社区的党建服务中心开出的“清单”里,活动数目近50种。党建“沉”到居民生活中,拉近了与居民的距离。

  居民也从区域化大党建的平台上收获了更多展示自己、获得成就感的机会。夏馨是中国商飞客服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一名“新上海人”。她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加入大飞机事业后,成为一名专职团干部,工作上常和闵行区的党建工作打交道。

  一次研讨会上,主持人征集大家的特长,参与社区服务。夏馨讲出自己做志愿者音乐老师的心愿。“两天后,吴泾社区的邻里中心就邀请我去社区教授音乐课程”。在邻里中心的工作室、教室中,夏馨看到了自己的“学生”,有刚刚入学的幼童,也有古稀之年的爷爷奶奶……居民抱着对音乐的兴趣而来,夏馨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讲授乐理、舞台表演……

  除了音乐课,区域化党建带来的“红色经典诵读”比赛、走进中小学介绍大飞机的研制过程和航空知识等活动,也让夏馨和同事们感到“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自己的‘八小时之外’更有价值”。

  基层党建: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大上海”不断打磨接地气的党建“小站点”,党建与党员群众的距离不断拉近,基层党建服务的脉搏跳动愈发有力。

  近年来,上海党建服务持续向基层延伸。截至2016年底,上海已建立居村党建服务站和建在楼组、宅基地等工作、生活单元的党建服务点3700余个。这样的党建阵地,为党员在基层切实服务居民群众提供了平台。

  上汽集团退休职工孙海龙是一位30年前入党的“老党员”,也是奉贤区海湾镇世茂小区的“人气党员”。去年8月起,奉贤区在宅基、楼道、街面等区域建起“党建微家”,孙海龙就被推选为小区67号楼道的“微家掌门人”。

  如何擦亮“党员”这张名片,为楼道里的新上海人、外籍人士、土生土长的奉贤人做好服务?孙海龙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成小卡片发给楼道里的每户居民,并组建楼道“党建微家”家委会。重新布置了楼道底楼近40平方米的公共区域,亮出党旗,开辟议事角,号召楼道内的6名党员每人作出一句承诺并上墙公示,主动接受小区居民的监督。

  “‘党建微家’就像我们的党旗一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把我们居民聚在了一起。”孙海龙说道,党员在身边,让“有困难找党员”成为居民“下意识”的习惯。

  艾冬红是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美邻苑小区的一名党小组长。她把自己比作党委、政府联系居民群众的“神经末梢”、沟通服务居民群众的“超导体”,专注于在社区中解决矛盾、解决问题。

  在小区“五违整治”的工作中,艾冬红甘做“老舅妈”,挨家挨户上门做群众工作。“白天做邻居小方的思想工作,晚上去老谢家解释政策。”对于小区的“刺头”居民,艾冬红还把他们吸引到团队中,引导他们打开心扉、解开心结。

  艾冬红把自己当成一名“勤务兵”。在居民区党总支的牵头下,用党建将各类资源和力量牢牢凝聚在一起。把文艺节目送进敬老院、消防中队等联建单位,把收藏沙龙开进涉外小区,外籍友人面对独具中华特色的收藏展品竖起大拇指直说“Good!”

  如今,这样“有温度”的党建服务站点在上海遍地开花。嘉定区通过推动政治学习进宅基、组织生活进家门,“就近”“就便”开设党员学习“微课堂”,让党员不出居村、不出楼组、不出宅基就能参加学习和活动;在杨浦区,居民区党总支把服务站作为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主阵地,部分服务站开设“小符号大品牌”项目,对党员参与组织生活、参与公益活动、缴纳党费等情况进行管理。

  “星罗棋布、星星之火”,正是上海基层党建的大趋势。“零距离、嵌入式、接地气”的居村党建服务站点日益成为基层党建的第一线阵地,成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根据地,也越来越成为上海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一抹亮色。

  国企党建:行稳致远“定盘星”

  上海是国资国企重镇。2016年,上海国企交上了一份好于预期的成绩单:实现营业收入3万余亿元、利润总额约3000亿元。这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这一制度优势的支撑。

  截至去年年底,上海市国资委系统共有各级基层党组织1.4万个、20.1万名党员,分别占全市党组织和党员总量的14.5%、10%。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上海贯彻中央要求,将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为“定盘星”、“压舱石”,融入国企发展的每个环节,确保国企改革健康推进、行稳致远。

  2015年,上海久事集团完成公司制改革,巴士集团等直属企业修订公司章程,专门增加了“党组织的设立和活动”章节。上海机场集团、化工院等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工作任务等。这也意味着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已明确。目前,上海国资系统40余家市管企业正按照不同要求,结合实际,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强国企党的建设,上海国企抓党建、强党建的氛围更加浓厚。

  “任何企业都必须有自己的精神核心。党建工作是国企独特的政治优势和传家宝。”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戌源说,近年来,上港集团完善公司治理,不仅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还在企业制度建设中明确了对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事项决策的范围。

  目前,上海市管国有企业普遍建立了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三个议事规则相互配套的工作机制。46家市管企业、150家区管企业明确把党组织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确保党组织有效参与重大决策。

  “党委会在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久事集团党委工作部主任江涛说,对企业的发展战略、改革方案、年度预决算等,公司党委会先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去年,久事集团党委首次制定党建工作年度重点任务分解表,通过年度工作会议、党员代表大会等形式,与企业年度工作同步谋划。

  2015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领导人员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有关规定。上海电气集团把文件相关内容,分别修订到公务用车、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用、通讯费用等4项企业管理制度中,使文件内容纳入制度体系,进入操作流程,有效确保文件执行的刚性。

  上海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公共服务类国企,企业党委均通过党建联建等方式,履行国企的社会职责。比如,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是地铁建设和运营的责任主体。集团创新党建联建模式,地铁线路修到哪儿,党建联建就延伸到哪儿。目前,上海300多座地铁运营车站都与所在街道开展共建活动。党员担任车站周边环境整治志愿者,为文明环境创建出一把力。

  浦东机场毗邻祝桥镇。机场闲置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周边环境整治等成了上海机场集团和祝桥镇政府共同的管理难点。公司党委与镇政府联系,通过开展中心组联组学习等方式,梳理可以共同解决的问题和合作点,优化浦东机场“空港社区”等,在春节等重要节庆时期开展“候机楼—社区”的联合志愿行动。

  “两新”党建:因地制宜见活力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往往是最具活力的社会领域,也是党建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在上海,以“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到实处”为标志,“两新”组织党建不断创新完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两新”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两新”党建能级的提升推动着“两新”组织发展壮大。据上海市委组织部介绍,上海以园区党建延伸党建工作的宽度,以楼宇党建提升党建工作的高度,以社会组织党建挖掘党建工作的深度,想方设法让“两新”组织党建网络变得强韧。

  截至今年2月底,上海正常运营的实体性非公企业有10.4万家建立了党组织,正常运营的社会组织有8000多家建立了党组织。沪上“两新”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连年提升。

  徐汇区虹梅街道辖区内有企业2440多家,非公有制企业约占65%,从业人员近20万人,大部分集中在漕河泾开发区。开发区把公共活动空间、企业员工活动空间、区域内公益性机构和园区商业配套等资源盘活,建立“500米”园区党建服务圈。现在,园区已有10个兼具园区党建服务、企业服务和白领服务“三位一体”功能的公共空间。

  漕河泾开发区还有O2O园区服务平台,吸纳着园区内外的各类资源。白领和企业可以通过园区党群网、App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在线上进行服务项目的个性化定制、在线预约、即时交互,随后再转入线下互动。企业和白领之间互动最多的话题莫过于公益。开发区通过“文化+公益”、“体育+公益”的跨界合作,引导党员和白领参与公益活动和社区服务,形成了“社区伙伴计划”、园区午间“公益论坛”等品牌项目。

  杨浦区则尝试将“党建引领”与“创业引领”混搭。比如经纬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党总支建立BIM建筑规划设计共享平台和党建工作微平台,既分享行业资源,也扶助众多小微企业建立联合党支部。

  过去单一身份的创业导师,如今升级为“党建+创业”导师。上海济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张维勇,既是同济科技园联合党支部书记导师,也是创新创业导师。他不仅在推动园区联合党支部建设上发挥着积极作用,还牵头成立同济大学学生科技创业者联盟,设立创业互助基金,扶助小微企业。现在,杨浦区共有33位“党建+创业”导师,带动136家小微企业发展。

  共治格局中,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觑。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市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就落实上海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成效所作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干部和居民对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充分认同,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成效总体满意。

  “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是党建的骨干成员。上海重视对他们的能力培育和队伍建设,党组织书记队伍培训被列入市、区两级党校培训计划;有的区建立起党组织书记与机关干部“双向挂职”制度;有的区建立了党组织书记体检制度、学习考察制度等关爱机制。

  “两新”组织正成为上海重要的“人才池”。上海不断发掘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帮助他们深度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市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52%的发起人由党员担任,36%的非党员发起人成为“党建之友”。已有78名社会组织骨干担任市和区的“两代表一委员”。

  同时,全市70%的社会组织实行党组织书记和负责人“双肩挑”。市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举办了15期书记培训班,培训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2000多人次。

  近年来,在不断加强基层党建的同时,上海坚决按照中央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韧劲紧抓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起,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取得不俗成效,如今已开始逐步向全国推广。

  上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廖国勋说,上海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推进标本兼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驰而不息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原标题:《瞭望》新闻周刊推出系列报道:上海谋划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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