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把准价值方向盘，“饭圈”方能驶入正能量航道

　　开栏的话

　　“粉丝”，特指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产生非比寻常的认同甚至钦慕之情的人。“饭圈”，指代因喜欢同一明星或事物而自发形成的粉丝群体。如果说，几年前粉丝及“饭圈文化”还是仅属于一小部分年轻人的社交生态，那么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日渐消弭社交的年龄壁垒，粉丝及“饭圈文化”愈发频繁地进入大众视线、渗进大众文化领域，甚至悄然改变一部分网络生态。2020年以来，宅家的特殊时期让网络社交平台吸引了空前关注。一方面，不乏各“饭圈”努力投身公益事业，为疫情防控贡献一己之力；另一方面，粉丝群体对立、“互撕”谩骂、人肉搜索、无底线追星、无限制打榜等“饭圈”痼疾亦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热度。可以看到，“饭圈文化”在扩展边界，这是流行文化产业极速发展的注脚之一。但当“饭圈文化”已悄然改变互联网生态，其中蕴藏的巨大张力甚至非理性因素，尤为值得审视。

　　《文汇报》今起刊发构建起一个健康清朗的“饭圈文化”系列报道，解析“饭圈”震荡出的各种涟漪，为青少年的暑期网络环境锚定价值坐标。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在今年3月时突破了9亿。“饭圈”在9亿网民中占多大比例？微博数据显示，该平台月活用户数量5.16亿；其中娱乐明星粉丝在2019年度累计规模192亿人次，同比增长近15%。

　　令人关注的是，“饭圈”正在成为互联网空间颇为可观并异常活跃的群体。人群庞大、行动一致，当“饭圈”集体为了他们的明星集聚表达时，往往冲动异常，随之带来的伤害与负能量甚至完全背离“粉丝”简单喜好的初衷。

　　仅以过去的一个月为例，至少有10名公众人物以个人或工作室名义向法律求助，对网络上涉嫌造谣、人身攻击等违法行为进行维权。其中，不同粉丝群体间的纷争已成网络软暴力的源头之一。与此同时，某明星粉丝号召学生为“爱豆”应援，不少平台巧立名目引诱粉丝打榜、控评，音视频、时尚杂志等放任未成年人大额消费……“饭圈”与“非理性”频频关联，一次次引发社会议题。

　　文化评论人、日本爱知大学访问学者何天平说：“饭圈率先兴于日韩的偶像产业，具有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土壤。中国近年崛起的饭圈文化有相似之处，既透视出国内文化娱乐产业蕴藏的可观经济力量，也因其所含内容良莠不齐，到了亟待校正价值航向、约束行为边界的时候。”

　　唯有把准价值的方向盘，“饭圈”方能驶入正能量的航道。

　　暴露在情绪波动中的年轻人，其行为具有不确定的社会与文化影响推力

　　“相比上世纪90年代人们喜欢流行歌手，今天的粉丝追星是截然不同的事。”何天平说，媒介渠道的拓宽与这代人对个性的看重，从根本上改变了追星样态。

　　最显见的，追星不再是个体行为，而是出现了人以群分的新途径：“饭圈”。

　　在社交媒体上，喜欢相同偶像的人聚到一起，他们在情感上获得链接，又在集体的名义下增强了行动勇气。从去年夏天的周杰伦粉丝与蔡徐坤粉丝“打榜”之争，到如今无处不在的各类“打投榜”，无不反映出“饭圈”的明显特征——强大的组织力、严苛的圈内法则。事实上，几乎每个“饭圈”都设专门的控评组、数据组、反黑组、宣传组、应援组等。他们各司其职，自主运转，但普遍相似之处是，不惜时间和金钱在线上线下为偶像应援。

　　学界将这些行为逻辑归因于迷群效应。数以千计、万计的粉丝以高度执行力通过互联网，“饭圈”活动已具有了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值得警惕的是，迷群效应很多时候并未向正能量导流。上海政法大学教授章友德说：“对追星报以真情实感投入的粉丝，往往是一群暴露在情绪消费主义下的年轻人。他们容易在情绪波动中，进一步沉浸于自我和群体构建的行为准则，从而产生难以确定的社会与文化影响力。”

　　我们能举出一长串因迷群效应而导致的负面例子：粉丝渴望知悉偶像动态，职业“代拍”方兴未艾，闹出了机场跟拍致航班延误的事故；粉丝希望偶像作品有好口碑，于是涌入评分网站盲目刷高分，或干脆以“劝删”为名对打差评的其他网友谩骂攻击；粉丝为营造自家偶像广受欢迎的虚假繁荣，将 “数据”奉为圭臬，逢榜必打，逢销量必催，攀比、炫富等浮夸的金钱观在“饭圈”横行霸道；而在“职业黑粉”、营销号等推波助澜下，不同粉丝群体之间时有摩擦，更动辄演变为群体间的对立、造谣、人身攻击，严重污染了网络空间……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正处于端正价值观的关键生长期，而他们也是暴露在情绪波动中极易产生摇摆的一群人。正因为此，价值引导显得无比迫切。

　　将粉丝群体引流到正向价值高地，需柔性引导与刚性制度多管齐下

　　谁来操控价值的方向盘，又该如何将粉丝引流到正向价值的高地？学者的建议是，激荡出粉丝的正向能量，需要在深入了解他们的基础上，激浊扬清。

　　作为青年流行文化的研究者，何天平坦言，他对“饭圈文化”抱有一定的理解与认同，看到了一些积极信号。比如，近年来的粉丝普遍受过良好教育，本身有端正的价值底色。比如，今天粉丝与偶像间的关系由过去的仰视居多，转变为陪伴式追星。“扣住这些心理进行引导，粉丝能通过对标偶像，增添‘与他或她一起变得更好’的动力。”而引导的方式，可以柔性与刚性并重。

　　柔性引导中，偶像发声与主流舆论的引导都至关重要。此前，胡歌拒绝粉丝以集资方式包场拉票房，就是凭一名演员对作品的敬畏、对市场的尊重，作出了正向垂范。今年疫情最让人揪心之时，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发起微博话题，带动“饭圈”年轻人通过转发接力向抗疫英雄致敬、为武汉加油。这样的聚拢，亦不失为主流舆论的积极导航。

　　“同时，我们还应完善刚性制度。”章友德说，在这方面，各社交媒体平台、各行业协会责无旁贷，都可以有所作为。

　　比如，相关行业协会、各平台机构可对巧立名目的榜单说“不”，避免粉丝被数据至上的资本逻辑裹挟；社交媒体理应用好“算法推荐”，让社会正能量话题而非明星八卦被未成年人广泛看见；最后、也是最终底线，粉丝活跃的微博等各大平台，需要拉紧法律与社会公序良俗的红线，对网络空间的违法失德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章友德说：“要拧紧各个平台的价值阀门，其实不难，在技术的层面完全能够做到。关键在于平台管理方能否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能否割舍毫无底线的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