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人的记忆：上海南阳桥逸事

　　南阳桥地段的中心点就是这排大铁门。

　　上海地处江南水乡，即使在市区，也有不少地段以桥命名，如八仙桥、打浦桥、天钥桥等。如今说到打浦桥，差不多人人皆知，但南阳桥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幸好在附近新年里的边上，至今还有一家开了10多年的“南阳桥花鸟市场”（也称万商市场），总算还留下了一点“南阳桥”的印痕。

　　南阳桥在今西藏南路（旧名敏体尼荫路）与方浜西路（旧名木渎街）、自忠路（旧名白尔路），浏河口路（旧名奥利和路）这三条断头路的相关点上。1944年以前，有一排大铁门横跨在敏体尼荫路的终点上，铁门以北为法租界，以南为“中国地界”（即南市，以下简称华界）。这排大铁门，也就是南阳桥地段的中心点。

　　南阳桥曾一度繁华，这是由于它的地域位置使然。当年敏体尼荫路从大世界开始往南，与法租界最著名的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相关。沿途又有基督教青年会、中法学堂（今光明中学）、杀牛公司（沪上大型屠宰场）等标志性建筑群。而法租界三条无轨电车中的两条（17路、18路）又行驶其间，更促成了它的繁华和知名度。

　　由于战乱，我家从1941年夏起迁住南阳桥，住在法租界敏体尼荫路敏慎坊1号（已于2016年拆除），弄口南侧仅10步即为大铁门。弄堂对面就是至今尚在的新乐里大弄堂。当年我在新乐里内旦华小学读三年级。弄内有饼干厂、面包厂，还有一家大名鼎鼎的“汇明电池厂”。它生产的“大无畏”牌电筒、电池，可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军民必需品，也就是今天的“白象”牌电池前身。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我家搬离了南阳桥。短短六年间，却经历了三个“朝代”（法租界、汪伪、国民政府），形形色色的怪事也见了不少。

　　租界铁门口犹如“边防检查站”

　　南阳桥大铁门，犹如一个“边防检查站”。从十六铺东门路开始，沿华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肇州路过斜桥，转向徐家汇路、肇嘉浜路直到徐家汇。凡华界与法租界相关的数十条马路路口，都装有跨街大铁门，其中除了东门路、老北门、新桥街（今淮海东路）、南阳桥及徐家汇等处外，其他小马路上的铁门都终年关闭。这开放的几处，就成了边界通道，每天早5点开放、晚8点关闭。

　　开放时，终日有法国“三埭头”巡官带领安南籍（今越南）和华籍巡捕执勤，见有可疑行人，即截住搜身（俗称“抄靶子”）。另有两名女便衣搜身婆，常把女性可疑者带到路边一个水泥碉堡内搜身，主要是搜武器、毒品之类。然而，有时也见到这两个搜身婆拦下载食品的车辆，急吼吼地用搪瓷大脸盆伸进装着食品的大木桶中，捞出满满一脸盆的糖青梅、糖佛手等蜜饯，笑嘻嘻地端到那个碉堡中去。原来这是万泰丰蜜饯行的运货榻车。它的工场在南市，门市部在今宁海西路龙门路口，是上海最大的一家蜜饯行，批发零售兼营，门庭若市，我家也常去购买。

　　一到夏天，霍乱等传染病流行沪上，于是，这铁门口又成了“边防检疫站”。几个“白大褂”在此拦住从南市过来的行人，检查疫苗接种证（上海人俗称“打针纸”），没有打针纸的就当街打一针。有些人怕打针，就有“黄牛在路边兜售打针纸。有一次，一个“黄牛”当场晕倒，原来他为了骗取打针纸，连续往返打了四五针，想来也是为生计所迫啊！

　　这铁门有时在白天也会突然关闭，听说是为了捉人。有一次我去南市文庙玩耍，就被堵在铁门口一个多小时。

　　上街砸赌场欺人耳目

　　南阳桥铁门南面华界一侧的东南角，有一条很大的弄堂叫“恒安坊”，它的总出口位于今方浜西路63弄，今尚在。弄内开了一家“大生赌台”很是热闹，路边停满了接送赌客的豪华马车。弄口的沿街两侧，却开了好几家典当铺及押票行，还有名为“戒烟所”实为鸦片馆的毒品店。输光了的赌客当场脱下衣服给典当铺，换钱后再赌，又输光了，就把当票押给押票行。这样，钱越赌越少，到头来往往输个精光。于是常见一些只穿单薄内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赌徒，手捧一盘从赌场内拿来的招待香烟向路人兜售，丑态百出，让人鄙夷。

　　如今的恒安坊

　　离大铁门不远，从小北门到老西门，这不到1公里的范围内，还有绿宝、同庆、华民、西园等四家赌场，但生意不如“大生赌台”兴旺。

　　1943年夏，汪伪政权搞了个“收回租界”的闹剧，企图收揽民心。一天上午，他们组织了一批所谓“青年团员”手持木棍、长毛竹上街，悍然砸碎这几家赌场外墙的门窗玻璃。居民们都以为要取缔赌场了，纷纷奔走相告。谁知当天晚上，所有赌场经过抢修后照常营业，真让人啼笑皆非。

　　汪伪军光天化日悍然枪杀巡捕

　　1943年春，当时我才9岁。家乡来了表弟兄，我就陪他们去逛“大世界”。那地方秩序不好，我一个人也没去过，那天买票（买一送一）进场后，记不得玩了些什么，好像也就是对哈哈镜感兴趣。

　　可是，那天却看到了一大批从华界过来的汪伪军混杂在游客中间。突然一阵哨声，这批军人纷纷涌出“大世界”，有人还拔出了盒子炮（即驳壳枪）。不一会儿，外面响起了枪声。正在恐慌之际，场内纠察人员出动，高喊：“大家不要乱跑，赶快离场！”于是在纠察的引导下，我们比较有序地走出了“大世界”，被外面巡捕安排到对面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童涵春堂门口马路边坐下，不准随便走动。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我年幼无知，倒也不紧张。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戒严”结束，已近傍晚。我们便沿着西藏南路走回家，一路上不时见到人群围着一滩滩在议论，说是被打死的巡捕留下的。走到南阳桥敏慎坊弄口，地上也是一大滩鲜血，这才知道两个小时前，这批从“大世界”冲出的汪伪军，沿着西藏南路一路杀向南阳桥，只要见到巡捕，一枪一个。铁门口一个巡捕见势不妙，想逃进弄堂，还是被当兵的发现，一枪打死在过街楼下。

　　原来，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上海公共租界被日军接管。由于法国维希政府投靠轴心国，所以表面上仍维持法租界的存在，实际上也被日伪势力控制了，法租界警察局仍称“巡捕房”。一星期前，几个汪伪军想到“大世界”旁边黄金荣所开的共舞台看白戏，不料被法租界巡捕揪住打了一顿，于是就闹出这般骇人的报复性杀人事件。

　　此图为作者长期居住的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幸福坊，后因南北高架建设被动迁。

　　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我走出弄堂口，只见大铁门搭起了素色大牌楼，中间横幅上写着“为公为民”四个大字。居民们传说，巡捕房当天下午要举行“大出丧”了。那天好象不上课，我吃了午饭早早来到弄堂对面房东家开的“陶益泰纸行”，在店内一堆马粪纸上坐等。不多久，伴随着军乐队的吹奏声及和尚道士的敲打声，一队队仪仗队向大铁门口走来，有五六辆警车各装一口棺木，棺内是被杀害的巡捕，死者家属在车内哭号。还有几辆轿车，里面坐着当官的，其中一辆小车坐着一个汪伪军军官，也来参加大出丧。大出丧队伍过铁门后，转了个180度又折返原路。

　　这场军警跨界冲突，在伪市长陈公博的斡旋下大概算是摆平了。至于如何处置杀人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作者江文渊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的退休高级工程师，照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