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陆谷孙逝世

图说：陆谷孙先生。来源：文汇报

　　2016年7月28日下午1点39分，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76岁。

　　陆谷孙，1940年出生于浙江余姚，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外语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导。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主要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专于莎士比亚研究和英汉辞典编纂。主编《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著有《余墨集》，译有《幼狮》，撰有《逾越空间和时间的哈姆雷特》等论文40余篇。他曾多次应邀参加上海市重大经济或文化国际会议，担任主要口译，多次为上海市市长笔译讲演稿，并担任1990年出访香港、新加坡的上海市经济代表团首席翻译。

图说：陆谷孙赠文汇报编辑陆灏照片。来源：文汇报

图说：陆谷孙赠文汇报编辑陆灏亲笔文字。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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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谷孙的一天》（本文刊发于文汇报2014.10.31）

　　“哎，‘词典’是集体做的，一个人顶着一组人的名义得了奖，‘一将成名万骨枯’，使不得，说严重点，不也是一种剽窃？”陆先生说，“这句话你要写进去。”

　　每天清晨，陆谷孙先生总是被叽叽喳喳的群鸟啁啾吵醒。“这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为什么有人那么恨‘百家争鸣’。”

　　这两个月，陆先生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住宅装修，借住别处，听不到鸟叫了，每天早晨还是7点到7点半起床。洗漱毕，给自己准备一顿简单的早餐：用奶粉冲泡的麦片，配外甥女们轮流送来的麦麸面包。

　　早餐后，是不到半小时的“脑力热身”，快速浏览BBC（英国广播公司）等的当天新闻。

　　接着，一天的“重头戏”登场——为明年即将付梓的《中华汉英大词典》（注：上册已出版）审改校样。这学期开始，74岁的陆先生不再给本科生上课，门下的研究生也都毕了业，终于可以全身心投入这件让他牵挂了20多年的事。

　　这部词典的编纂初衷，可以追溯到1991年。那时，编完《英汉大词典》的陆先生在香港遇到从事对外汉语工作的安子介。安子介对陆先生说，林语堂、梁实秋他们英汉、汉英都编过，你为什么不再编本汉英词典？“这一下，我的虚荣心有点给勾起了。”陆先生笑道。

　　但一直要到上世纪90年代末，陆先生的这一想法才得到了复旦大学的支持。那时正好有一家美国的文化机构愿意免费提供词库。有趣的是，这个词库是在中美还未建交时创建的，收集的中文词汇有不少来自美国各政府部门掌握的情报。陆先生判断，这些词大多来自日本、中国台湾方面的中文辞书及《人民日报》等的资讯。“就是个‘大杂烩’。”陆先生说，他喜欢“大杂烩”式的词典，在他看来，仅以严肃的科学性，做两种语言的互译，很难对付翻译的“彼岸性”问题（当然“子路从而后遇丈人”如何标点也是个够严肃的学术问题）；另外，今天编词典还要着重顾及使用者的大头——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双机人”：计算机和手机用户。

　　尽管与英语、翻译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说起《中华汉英大词典》，陆先生还是特别兴奋：“有些汉语的成语、俗语，从来没有人翻译过，我又总想多搞出几种译法。”譬如采访之际刚在改的校样里有“大不了”条目，又增加了新鲜“出炉”的几个例证：大不了我道歉（I'd apologize if i have to），大不了我们从头来过（if the worst comes to the worst,we can always start it all over again），写错几个字，有什么大不了的（it'sno hanging matter，isit？tohave misspelt a few words），一次考试不及格，没啥大不了的（it'sno big deal or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to fail one exam）。一般的汉英词典大概不会有这么鲜活的例证，更不会有这么挥洒自如的英文翻译。词典编到这一层，可说进入“化境”，陆先生自己也有几分得意。

　　整个上午，陆先生都在全神贯注地改校样，连伸伸懒腰什么都没有，这样一天能改4到6页。如今，他已经校改了400多页。隔三差五，出版社的两个女孩会来找他交换校样。“她们说我是组里的‘壮丁’。”他说，“于是我就看得更勤快了。”今年夏天前，陆先生患重病住院40多天，回家后马上开始“上班”看校样。

　　这个早上，陆先生刚看完K字母词条的校稿，这是词典上卷的最后部分。根据计划，这部词典将于明年5月面世，作为向母校复旦大学建校110周年的献礼。

　　中午11点，保姆胖阿姨来给陆先生做午餐。中午通常吃面，胖阿姨还要为他准备一道荤菜、一碟绿叶菜、一份豆制品和一碗汤，剩菜就在晚上配米饭吃，隔夜也吃。胖阿姨说，陆先生对吃没什么要求，但考虑到他的体质与年纪，她买菜、做菜时还是会“自我审查”：这个菜他能吃吗？咬得动吗？甚至这些年，她对自己准备的所有荤菜都新添了标准——不带骨头不带刺。陆先生爱吃油炸的“臭”食品，前几天闹着要吃臭黄鱼（余姚人幼时传承的口味，难怪林语堂开玩笑说，爱国主义就是爱吃幼时的东西）。“我就跟他说，想吃也不给吃。”在陆家厨房，胖阿姨像是绝对权威。不过，昨天外甥女给陆先生买了6条小黄鱼，胖阿姨想了想，还是油炸了。“他吃得很开心。但我告诉他，下次不会再油炸了。”自从陆先生的太太女儿去美国后，胖阿姨照顾陆先生生活已经21年了，感觉“刚来的时候，陆先生比现在还要好”。她揣摩是因为当时陆先生年轻，身体好，所以脾气好，后来变得容易发火，“不过他不搭架子这点蛮好，这次出院回来好像比较听话”，至少烟抽得少了，酒更是不喝了。

　　胖阿姨进门后，陆先生就放下了手中的校样。候餐时间正适合读报，陆先生每天浏览的报纸是《文汇报》、《东方早报》、《Shanghai Daily（上海日报）》。读到他赞赏的文章、生气的事情，或者某个词语用错了，陆先生就会给报社的朋友发短信。平时他还会翻阅一下杂志，《炎黄春秋》是必读的，还有一些赠送的文学类杂志，但“难得有好看的”。现在，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微信朋友圈，“手机里消息蛮多，转来转去蛮忙的”。

　　午睡半小时后，陆先生继续看校样，直至傍晚胖阿姨来做饭。“谢绝饭局，有点自闭。”陆先生说，他喜欢在家吃饭，就像他不喜欢人家登门。

　　晚餐后，他依然会去散步，只是路线不再是原来的复旦校园，而是沿四平路走到空四军附近。“这条路线是很怀旧的。”陆先生说，“文革”时，作为复旦的年轻教师，每逢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他就跟着游行队伍这么一路走去“报喜”；粉碎“四人帮”后，他更是兴奋地“每次复旦有游行总归要去”，一次次从学校一路走到人民广场。

　　在换用智能手机之前，陆先生喜欢在散步时给友人发短信，看到寒风中卖烤白薯的老头，会引来一番老年托尔斯泰式的悲天悯人的感慨。“现在由于fat-thumbing（大拇指粗），经常要按错触摸屏键，还要把老花眼镜戴起来才行。太烦，不发了。”取而代之的，是继续推敲汉英词语的对译。这两天在他脑际盘旋的，是“满脸横肉”的译法，目前他想出了两种译文：一种是“rough-hewn muscle lumps”，一种是“unsightly bulges on a mean face”。“这两种我看都翻得不够理想。”他摇摇头，希望记者呼吁方家指导。

　　想着汉英词典的出版日益迫近，散步回来，陆先生有时还得继续看校样。以前，他的选择会比较丰富，比如看一场CCTV5直播的体育赛事，他尤其爱看田径和游泳，足球、篮球也是心头好，“早几年半夜两三点还起来看世界杯，我是英格兰和德国队的粉丝。”

　　偶尔播放一张音像店买来的英剧或美剧碟片。“说实话，美剧我听不太懂，买碟片一定要买有字幕的才安心。”陆先生说，他在美国和女儿一起看美剧时，常常不知道女儿在笑什么，他想可能是因为自己习惯了英音，也可能是因为年老耳背——听中文也出问题了。比起美剧，他似乎更喜欢《唐顿庄园》这样的英剧。

　　“最近都没看什么，脑子里全在想汉英词典的事。”陆先生说。

　　当然，时间再紧，他每周也会与远在美国的家人来一场视频通话，“特别是看看两个外孙女，一个小学四年级，一个小学一年级，好玩”。陆先生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太太和女儿就去了美国生活，后来两个外孙女也相继在美国出生，“我这个grandpa（外公）编写过什么东西，做过什么，都不晓得，更不关心”。他很少去美国与家人团聚，“过不习惯”，“坐飞机太累”。他记得有次客居时，在自己房间里抽烟，被房内的烟雾探测器发现，待他次晨打开房门，发现女儿已经推了个鼓风机对准他的房门吹，“被歧视了，还是回来好”。反正在上海，还有三个外甥女会照顾他，“之前我脑梗住院，医护人员就记住了她们三个好人，说她们孝顺”。

　　睡前，他喜欢“发发微信，想想国家大事”，有时也看看闲书。他说，在书里会找到翻译的灵感，最近一个让他得意的例子，是得来了“不明就里”一词的英语例句：“toanuntutored eye,the British flag can be hung either way（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英国的米字旗正着倒着挂都可以）。”

　　这两天，他的床头摆着三本书：讲述17000个英文单词背后故事的《WORDNERD》、小说《陆犯焉识》和自传《行者思之》。“我喜欢看传记，像陆犯这样的小说我宁可看从维熙的报告文学，真实。”陆先生说，女儿不时会给他提供一些新书。

　　23点，是陆先生给自己规定的熄灯时间，但是入睡总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