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沪高院副院长邹碧华生前定格细节

图说：邹碧华接待起诉当事人。

图说：邹碧华讲解审批九步法。

图说：邹碧华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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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晚报·新民网】

　　最后一滴泪水

　　12月10日，南方的冬天寒气中透着潮湿，雨丝淅淅沥沥落下，更让人感到彻骨的凉意。

　　睡不着，还是睡不着……海琳（邹碧华的妻子唐海琳）娇小清秀，微卷的短发，身着小西装，一副职业女性的干练。同样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的她，在银行中独挡一面，为中层管理人员，比邹碧华更早走上领导岗位。自从碧华走后，海琳在人前几乎不敢落泪，尤其是在年迈的老人面前。从儿子逸风读小学开始，碧华就把父母接到上海一起生活了15年，即使在经济条件有所好转，可以改善居住条件时，他也坚持和父母住在一起，希望尽份儿子的孝道。而海琳的父母更是把碧华当成了亲生儿子，海琳出面都说不通的事，“碧华一出马，二老没有不同意的。”海琳在碧华走后，一家老小更要靠她瘦弱的肩膀支撑。

　　“碧华走得突然，碧华爸爸听到噩耗后从此一声不吭，这两天才开始偶尔有几句话。尤其是刚走的那一天，一家人谁也没有吃任何东西，回到家中，爸爸突然拿起砧板和一块肉就切了起来，切了一半又颓然坐下……”

　　来看望的领导、同事、亲朋好友来了一拨又一拨，即使在最悲痛的时候，海琳和碧华一样，总是为别人着想，怕打扰邻居，在楼下贴了张字条，“近来家中有事，来往客人较多，打扰了您的休息，请见谅。”

　　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候，海琳独自回到房间，才能任自己的悲伤释放。卧室里，碧华的衣服、鞋子、书籍仍如往常摆放着，“我知道该重新整理下，却总是下意识地逃避。”仿佛一切如昨，碧华会推门进来，穿着那件在家里常常披着的羊毛外套……

　　看不清，还是看不清……海琳的眼睛动过多次手术，碧华走后，海琳感觉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身边的人影也是影影绰绰的。她想去眼镜店配副新眼镜，镜片加深了几次还是看不清，电脑居然测不出视力。到了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做过激光手术的左眼度数已经又从200多度骤然成了1200多度。但每每有人探视，问她家中是否有需要帮忙的，海琳总是微笑着感谢，不愿给人添麻烦。

　　想不通，还是想不通。听到碧华被送进医院的消息，海琳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却再也没有看到他睁开眼睛。“握着他渐渐冰冷的手，我分明看到他眼角的最后一滴泪水。”多少个午夜，每每想到这一幕，海琳更是无法入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到底想对我说什么？”这个问题如谜一般久久萦绕在海琳脑海中，难以释怀。

　　海琳难以想象，那个精力充沛的“阳光大男孩”居然说倒下就倒下了，回忆起和碧华共同走过的岁月，海琳露出少女般甜蜜的笑容。“碧华读书脑子聪明，算是‘学霸’，却也调皮，干过偷摘柿子之类的捣蛋事；他喜欢看电影，还开玩笑说将来他当导演，让我做女主角；他喜欢K歌，最拿手的是《小白杨》，只听过一两遍的歌也能张口就来。”但是因为工作忙碌，一家人相聚的日子很少，好不容易安排的短途游，也经常因为工作被他半路“放鸽子”，成了海琳和儿子的两人游。碧华总是抱歉地说，将来有空了，全家一定去长途旅行，可是没想到这成了永远实现不了的愿望。

　　这样一个对事业、对生活、对家庭无比热爱的人突然离去，让海琳难以接受。即使在梦中，碧华也没有给海琳回答，只是微笑着看着海琳，笑容温暖灿烂如往昔。在半梦半醒之间，海琳顿悟，“或许碧华是想和我说，不要悲伤，不要抱怨，好好生活下去，就像我仍然在你的身边……”

　　最后一声谢谢

　　在市高院立案庭审判长金鸣的办公室里，一把蓝色的普通折叠伞被她小心收藏起来，她至今懊恼不已，“要是我把伞还给邹院长，或许我们就不会散了。”

　　金鸣比邹碧华大10岁，虽然邹碧华是法院领导，却总是谦虚地叫她“金老师”。而在金鸣眼里，“与其说邹院长是领导，不如说是一个阅历丰富的大哥，一个永远能给你指明方向的精神导师。他走了，我感觉精神支柱一下子坍塌了。”

　　一次，邹碧华在中央党校学习，金鸣下午特地去看望他。只见他房间里两张书桌都放满了书，还有写书法的东西，连厕所里也到处是书。两人一聊就聊到了傍晚天黑，出门前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雨。邹碧华赶紧拿把伞递给金鸣，并送到门口，金鸣说，“我回头一定要把伞还你，要么我们就散了。”邹碧华笑着说，“我们是好朋友、好同事，怎么会散呢？”没想到伞还没还成，他却走了。

　　金鸣说，自己在高院长期负责信访工作，时常陪同领导参加院长接待活动。就在邹碧华去世后，一家曾经被他接待过的普通市民，从香港度假回来后听说了这一噩耗，联系上金鸣，一定要赶到法院来，“虽然邹院长不在了，我们也要来最后一次说声谢谢，送送这个心里有老百姓的好院长。”

　　原来，几年前，在虹口区的一套老房子里，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黄老太（化名）因为用电不当引起火灾，并不幸在火灾中去世。家里的子女等为此将电力公司告上法院，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请；二审法院也做出了维持原判的裁定。

　　该案申诉到高院，邹碧华在院长接待日上接待了老太的儿子、儿媳等。“一家人来的时候怒气冲冲，向邹院长讲了一堆对法院、电力公司等的不满。”邹碧华认真倾听，不时用笔记下当事人反映的情况。直到耐心听完当事人全部“吐槽”完毕，邹碧华才真诚地对黄老太家人说,“我对你们的遭遇深表同情，谁没有父母？谁碰上这样的事情心里不难过？所以你们提任何要求我都能理解。”

　　几句话一说，金鸣发现，黄老太家人剑拔弩张的语调和表情马上缓和多了，那一次，邹碧华接待了2个多小时。

　　“邹院长的接待风格是每案必纠，不是接待完就算了，而是每次都会让我把案件的卷宗等拿给他看，一直跟踪关心案件处理情况。”金鸣说，这一次也是如此，按照邹碧华的话说，“法律是僵硬的，但法官的人文情怀应该延伸到法律之外。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我们要帮帮他们。”

　　过了段时间，邹碧华在电梯口碰到金鸣，再次问起此事，看到金鸣面露难色，邹碧华说，“我们一起去实地走一趟。”

　　那是一个酷暑天，在一幢已经岌岌可危的老房子里，邹碧华带领法官等现场勘查。黄老太生前住在3层的阁楼里，着火后蜷缩在沙发里，大火将楼板烧穿，连人带沙发摔落到1楼身亡。“我们到阁楼上去看看。”邹碧华身材高大，1.8米多，但楼梯狭窄、失火后房屋没有整修，很不安全。“大家劝邹院长在下面看看就行了，但邹院长笑笑说没事，第一个带头走了上去，楼梯一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在实地勘察了黄老太的房间、周围的布线，了解事发当天火灾经过后，邹碧华在附近里弄的居委会找了个地方，再次接待了黄老太一家人。他既说明法理，又开拓思路，为他们设想问题的解决之道。“现在要你们提供证据已经不太可能，但这也不表示你们没有道理，无法讨个公道。”

　　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的情况，邹碧华发现事发时，因为弄堂窄小，消防车无法开进来；同时，离房屋最近的一个消防栓因为修地铁损坏，导致灭火时间延迟。为此，在邹碧华的支持下，法官又走访了消防、地铁公司、电力公司、物业公司等部门单位，既说明该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请他们出于道义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最终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共同给予了黄老太家人一定的补偿，黄老太家人非常满意，特地给法院写来了感谢信。

　　在邹碧华去世后，一家人再次赶到法院，“我们想最后对邹院长说声谢谢。”黄老太的孙女说，“那次邹伯伯除了为我们想办法解决奶奶的问题，还关心地问我的学习情况，指导我看一些人生励志的书籍，我至今也忘不了他亲切的笑容和鼓励。”

　　最后的背影

　　邹碧华任市高院副院长前，曾在长宁区法院工作过4年。他在担任长宁区法院院长期间，率先在全市搭建诉讼服务平台，挂牌成立了全市首家“诉调对接中心”；设立便民电话，方便群众诉讼，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说到他的离去，至今许多法官、工作人员、甚至收发室的工人、食堂阿姨都会落下泪来。长宁区法院年轻法官陈婷婷注意到邹碧华的一些小细节，比如他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每次吃好饭端起盘子，都会拿纸巾把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怕给食堂阿姨添麻烦。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为年轻法官上青年成才职业生涯规划的讲座，希望年轻人把当法官真正当成一桩终身的事业来追求。

　　邹碧华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加班加点是常态，“5+2”、“白加黑”，不分白天晚上，不分平时周末，精力非常旺盛，“我不累”，是他的口头禅。“给他开6年车，相当于别人的12年。”他的司机李师傅说，一次自己送好邹院长回到家中已经晚上10时半了，妻子却说，“今天你回来早了。”邹碧华下班前还有一个习惯，看到大楼里有灯光亮着，一定要上去慰问一下，让工作人员早点回家、早点休息。

　　长宁区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张青说到邹碧华，“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在会场、办公室的情景，而是他的一个背影。”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张青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发现是邹碧华。和平时身着正装不同，那次他身着休闲夹克衫，背了个双肩包，充满活力。当时长宁区法院的新大楼尚未竣工，工地上还是一片狼藉，邹碧华已经调任市高院。他笑着说，“快了，不久就可以用上新办公室了。”看着他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工地，那个画面仿佛就此定格，那也是张青最后一次见到邹碧华。

　　张青说，在长宁区法院的老大楼里，一堆法官挤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很嘈杂，尤其是接待当事人很不方便。也正是在邹碧华的力推下，新楼建成后，长宁区法院的一线法官有了一间虽然不大、却独立的办公室。

　　最后的采访

　　记者初识邹碧华于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法律大会上，这个大会被称为法律界的“奥林匹克”大会。当时他在市高院任庭长，有人介绍我们相识，并介绍他是北大法律博士。为人彬彬有礼，谈吐不凡，不愧是北大才子，是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多年后，邹碧华任市高院副院长，有他参加的新闻发布会总是“新闻点”多多，常常现场发挥，从来不怕冷场。在一次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老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他详细介绍了法院在打击该类犯罪的“两个从重”原则，强调以后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要定罪从重，量刑从重。这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只做不说的，更何况是在面向媒体的公开场合中详细阐述，这在司法公开方面可谓一个很大的突破。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许多记者们仍围绕着他发问，他则知无不言。

　　虽然并不分管新闻宣传，他对宣传却始终很重视和内行，对于新民晚报更是非常支持。在一次上海法院司法公开平台的新闻发布会前，邹碧华曾在私下场合表示，像这样和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新闻，新民晚报是最好的平台，要多为记者采访报道提供便利，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法院“阳光司法”的各项举措。

　　最后一次采访他，是在去年首起外国人在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开庭前夕。由于此案国际影响大、敏感度高，中政委专门提前一天召开碰头会，商讨新闻宣传等相关事宜。这也是上海法院首次通过网络微博庭审直播。敏感的案件，加上庭审网络直播，“覆水难收”，压力可见一斑，谁来承担责任？邹碧华主动站出来，“我来”。

　　在那次碰头会后，他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开诚布公地释明了此案的背景和意义。第二天开庭，本报当天便在头版头条率先报道了此案，邹碧华提纲挈领的分析让读者对案件的立意豁然开朗。

　　善待百姓、善待法官、善待律师、善待媒体……这看似是他儒雅谦和的性格使然，在邹碧华走后，在采访了众多法官、律师、当事人后，我得出了新的结论。他曾对法官说，“说要善待律师，因为律师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案件；善待媒体，因为媒体与法官一样，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善待当事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怎么审案子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在包括李旭利案、传销案等重大敏感案件中，在他的支持下，法院不但不避讳，还主动配合媒体司法公开。

　　邹碧华说过：“当我们把信仰看作生命一样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信仰去付出我们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他是这样说的，最终也倒在了最挚爱的司法工作岗位上。

　　记者当天傍晚时分震惊地得知这一噩耗，难以置信，第一时间采访了他的同事、律师、朋友等，本报立即启动报网联动，在媒体上率先刊登了他的悼念文章。不为任何理由，只是为他感动，为他叹息，更希望他在天堂中不再劳累……只是这次，他再也无法看到。

　　新民晚报记者 宋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