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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第一湾有个“2012”生命基地

图说:长江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抢救性地养殖了一批中华鲟种鱼。新民晚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新民晚报·新民网】“千斤腊子万斤象,黄排大了不象样。”这句古话来自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渔民,用来形容长江取之不尽的渔业资源。“腊子”即是中华鲟,“黄排”是胭脂鱼,“象”则是有着长长吻部的白鲟。渔民们肯定不曾想到,曾经自豪的宣告现在看来尽是苦涩。中华鲟和胭脂鱼基本只能在保育繁殖基地看到,而白鲟则已经消失了13年。

  亿万年来,长江一直都是生命的乐土,长江上游金沙江段鱼类物种尤为丰富。但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过度捕捞、水利工程建设、水质污染等因素,长江鱼类资源总量已经下降了九成以上。从宜宾溯江而上,记者看到,在政府、企业与民间人士的努力下,一些长江上游的珍稀鱼种被保存了下来,实现了人工繁殖,并定期向长江增殖放流。但专家表示,人工繁殖与增殖放流只能救急,长江鱼类保护工作成功的关键,在于长江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

  圆口铜鱼

  “避难所”中栖身

  水电站过滤了江河中的泥沙,生产出清洁能源,产生经济效益,但对于长江中的洄游性鱼类,则会带来灭顶之灾,如果它们洄游路线被切断,又无法找到新的产卵场,就意味着走向灭绝。国家规定水电站建设必须配套鱼类保护设施,一般有两种方式:修建“鱼道”、“鱼电梯”之类的硬件设施;建立增殖放流站人工养殖,再向江河大量放流幼鱼以恢复种群数量,我国的水电站多选择后者。

  向家坝水电站位于云南水富与四川交界的金沙江下游河段上,是金沙江下游四大水电站之一。在壮观的坝体附近,有一排不起眼的建筑,这里是金沙江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站的所在地,珍稀鱼类的“避难所”。

  向家坝增殖放流站隶属于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负责养殖9种鱼类,其中3种为国家保护动物,6种为地方特有物种,圆口铜鱼就是其中之一。站长刘勇告诉记者,圆口铜鱼俗称“水密子”,是长江重要的经济鱼类,也被称为“长江第一美味”。圆口铜鱼的数量曾经非常可观,如今却急剧萎缩。

  刘勇告诉记者,圆口铜鱼是中华鲟等大型鱼类的主要食物,在生态链条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很难人工养殖。一直到2014年,向家坝放流站才成功实现人工繁殖。记者在放流站看到,成千上万尾圆口铜鱼与长鳍吻鮈、达氏鲟、胭脂鱼等长江珍稀特有鱼类被饲养在鱼塘内,这些种鱼经过人工繁殖后产下鱼苗,将定期在长江内投放,每次增殖投放量超过十万尾。

  向家坝水电站就位于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的起点处,按理说向保护区投放鱼苗,效果应该非常明显,但事实并非如此。刘勇表示,鱼类的生存环境仍在恶化,水质污染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滥捕。“往往是上游一边放生,下游忙着捕捞,鱼儿还没长大就被捞走了,即便在保护区禁捕区域这种情况也存在。”

  刘勇表示,设立放流站的意义,在于留住珍稀鱼类的“种子”,同时也是研究特有经济鱼类的基地。“像圆口铜鱼这样的经济鱼类,商业化人工养殖就是最好的保护,既能恢复种群数量,也可作为野生鱼的替代品,帮助使渔民转型发展经济。”

  达氏鲟

  灭绝边缘抢救

  达氏鲟又名长江鲟,是中华鲟淡水中体型较小的“亲戚”,同为远古时间就存在的“活化石”,原来自然产量就不高,如今更是高度濒危,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达氏鲟曾经是长江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的渔业捕捞对象之一。1970年代初期,达氏鲟曾经占合江渔业总产量的4%-10%,此后数量骤降。1982年,达氏鲟实行禁捕后,1994年,葛洲坝下游再没有发现过达氏鲟。长江水产研究所于2002年春季在四川宜宾地区江段进行了长达50天的专项科研捕捞调查,仅在屏山福延镇江段捕获一尾达氏鲟。

  找不到种鱼,就意味着无法人工繁殖,只能眼看着它们消亡,幸好有一对被称为“鱼痴”的父子,把达氏鲟从灭绝边缘拉了回来。在四川省宜宾珍稀水陆生动物研究所,记者见到了这对父子周世武和周亮。1992年,喜欢养鱼的退休工人周世武突发奇想:要建一个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经过多年艰苦创业,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周世武父子创办的民营研究所里养殖着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达氏鲟、中华鲟、胭脂鱼、大鲵和一批高价值的商品鱼。

  “国家经过几次排查都没有发现野生达氏鲟的种鱼,最后种鱼是我们提供的。”周世武说,原本只是喜欢养鱼,结果误打误撞把达氏鲟从灭绝的边缘拉了回来。1998年,周世武父子在全国首先实现达氏鲟人工养殖、人工繁殖,而他们养殖的许多达氏鲟已经成为各个增殖放流站的种鱼,所产的后代每年都会被大量放流入长江。因为达氏鲟不像中华鲟对产卵地有苛刻的要求,很有希望实现种群复兴。

  周氏父子的研究所生存状况并不理想。保护鱼类不能销售,经国家补贴后放流入江,可是饲养成本巨大,放流量又有限,只能靠养殖经济鱼类来贴补珍稀特有鱼类。但他们并没有打退堂鼓,“不论如何我都会把鱼养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周世武说,虽然力量有限,但共同保护长江生态的心一直未变,他期盼与政府部门开展更紧密高效的合作,共同修复母亲河生态环境。

  金沙鲈鲤

  溶洞里的偷生

  长江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与澜沧江、怒江一起在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中穿行形成“三江并流”的壮丽景观。到了云南丽江石鼓镇,突然来了个100多度的急转弯,转向东北,形成了罕见的“V”字形大弯,“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这便是闻名天下的“长江第一湾”。

  石鼓镇位于“长江第一湾”之畔,镇里有一位养鱼的老人叫杨永志,记者找到他时,他正盯着一潭清水发呆。“出来了!游出来了!”老人指着潭水兴奋地喊着,只见一群小鱼从潭中溶洞游出,排着队晒太阳。这些幼鱼名叫金沙鲈鲤,是老杨一手养大的宝贝,他说看到这些鱼比看到孙女还亲。

  在老杨的记忆中,“长江第一湾”曾是一个渔业资源极度丰富的渔场,每到繁殖季节,江河里的鱼儿如同爆米花一样跃出水面,根本不用渔网打鱼,鱼会自己跳入船舱。长江边的支流也是如此,他记得自己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水很清却看不到河底,因此水下密密麻麻都是鱼。

  老杨的宝贝金沙鲈鲤那时还很常见,这种味道鲜美的大鱼以前经常可以在石鼓镇上的菜市场看到,老杨至今还记得渔民打到一条十多斤的大鲈鲤,几户人家分食的场面。可如今金沙鲈鲤几乎已经在野外绝迹。“用电捕、用炸药炸、用捕鱼机把一条河的鱼不论大小全部扫光,这是要鱼儿断子绝孙啊。”老杨说,人性的贪婪对自然的破坏极为可怕,金沙江流域的鱼都快被捕完了,有人就去藏区用电鱼器偷捕,装满了4辆卡车偷偷运回来,结果路上翻了一车,才被发现偷捕,据说老板因此被判刑。

  有人大肆滥捕,也有人全力保护。1989年老杨退休后,出于对家乡鱼类资源的衰竭担忧,他创办了自己的渔场,养殖了8个品种的鱼类,其中金沙鲈鲤、长须裂腹鱼、短须裂腹鱼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科研机构的协助与自己的摸索下,老杨实现了三种珍稀鱼类人工养殖、人工繁殖的技术突破,今年仅金沙鲈鲤养殖规模就超过10多万尾。

  如今,老杨家渔场后山的地下溶洞成为了珍稀鱼类的避难所,他每年都会在洞中投放大量鱼苗,在溶洞中鱼儿可以借助地下暗河游到江河中去,可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要是不在溶洞放生,早就被人捞完了。”老杨叹了一口气,家门前那条母亲河,不知何时才能重现往日生机勃勃的景象。

  中华鲟

  大坝下的囚徒

  在长江珍稀物种中,中华鲟最为出名,这种从白垩纪就出现的古代鱼类顽强生存至今。它们在海洋生活,在繁殖季节逆江而上来到宜宾附近产卵,葛洲坝挡住了它们洄游产卵的道路,加上污染与滥捕,中华鲟濒临绝种。目前,科研部门已经突破了中华鲟人工养殖、人工繁殖的技术难题,每年都向长江放流大量中华鲟幼鱼,这是否意味着中华鲟的保护工作已经完全成功?长江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水生态修复室副主任江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江伟告诉记者,在葛洲坝建造之前,国家已经开始论证中华鲟保护工作,最后确定以人工繁殖增殖放流作为保护方式,位于湖北宜昌市的中华鲟研究所应运而生,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专门从事中华鲟保护的科技单位,抢救性地养殖了一批中华鲟种鱼。

  克服诸多技术难题后,中华鲟研究所开始大批量人工繁殖中华鲟,截至今年已放流了500多万尾。然而,如此巨大的放流量依旧无法恢复中华鲟的野外种群数量。江伟表示,中华鲟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这些鱼类能够形成新的产卵场,可葛洲坝下的环境并不合适中华鲟繁殖,2013年之前还监测到中华鲟有零星的产卵,但2013年后就再也没有监测到中华鲟的产卵行为。中华鲟即便能够离开养殖场的水池,如果无法在长江中自然繁殖,也只能算是“大坝下的囚徒”。

  “中华鲟暂时脱离了灭绝危险,但长江是否还适合它们生存,必须打一个问号。”江伟说,中华鲟的命运只是长江鱼类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受到渔业机械化、工业污染的影响,长江鱼类数量锐减80%,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这一数据提高到了90%。“长江生态链是由许许多多物种组成的,其中的任何一环缺失都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江伟说,保护中华鲟并非只需保护一种鱼,而是要保护整个生态链。

  目前,我国保护中华鲟的技术水平已经非常成熟,中华鲟研究所甚至已经可以做到让雌鱼单性繁殖,但科技的进步也解决不了中华鲟生存环境的恶化。“我们可以让它们生存下去,却无法给它们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家。”江伟说,长江鱼类保护工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长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近年来国家开始大力倡导保护长江生态,让这一天的到来出现了希望。(新民晚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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